黃台陽
忽必烈建立元朝，首開以異族少數入主全中國。為了有效統治，它的施政大異於前。譬如它畫分社會階級，把南宋臣民定為最低的南人，遠落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北方人）之後；又顛覆傳統士農工商的觀念，重視有一技之長的工匠，以致引出「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說法。此外，它擴張海運，不僅延續並擴大宋代的海外商貿政策，還渡海用兵。日本、占城、爪哇都受到攻擊。凡此種種，讓歷代各朝瞠乎其後。
傳統文人自認高人一等，當然對元朝的重武輕文大有反感，加上元朝的壽命不到百年，於是品評時往往語帶輕忽，說它沒文化。如明代文史學家王世貞，就毫不留情地說「元無文」（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此情況下，元代的製墨連帶遭殃，被認為乏善可陳。然而真如此嗎？
事實上就在這不到百年裡，不僅松煙墨時有佳作，連桐油煙墨（以下稱油煙墨）也因元代諸多異舉，得到出乎意料的滋潤。不僅做到它在宋代所力有未逮的 — 跨越松煙墨的第二道防線，建立它的文人鐵桿粉絲團；並且踏入松煙墨的第三道防線：扎實生產基地的徽州；進而在原料價格上，逼近松煙墨的最後防線。可以說油煙墨雖萌芽於宋，卻茁壯於元，為它擠下松煙墨之戰，奠定致勝基礎。這全拜元代的海洋戰略與看重工匠所賜。雄大的海洋戰略，導致桐油生產激增；而看重工匠，則拉攏文人與墨工。如此國策，無意間為油煙墨帶來天時，是怎麼做到的？
造船與桐油
首先該給予掌聲的是，元朝並沒有因起家內陸，就得了海洋恐懼症。反而由於帝國勢力遍及亞歐中東，陸路交通因天候及戰亂易遭阻隔，使得它為連絡時效而正視海運。它重用色目人，引導其世界觀開放。加上南宋的快速投降，有助接收其海運基礎並延續擴大。導致元代新造的海船數，比宋代大幅增長。
具體例證之一，是它除了用大運河，還特別開闢海路來運糧到北京。忽必烈至元十九年（1282年）首次造船六十艘，由海道運糧四萬六千多石（平均船載766石，當時1石約76公斤）至北京。以海漕取代河漕由此開始，直到元朝覆亡都沒廢除。最先一年一運，後來增至春秋兩季分運。年運量最高達三百五十多萬石，平均每次運一百七十多萬石。海漕船有大有小，若以載重千石的海船來算，共需一千七百多艘船來運送。
具體例證之二，在忽必烈派軍渡洋遠征各國的戰船數。如第二次征日（1281年）時，發兵二十萬乘大小船舶近五千艘，部分由高麗出發，另約三千五百艘則在浙江寧波舟山群島一帶集合後啟航。此戰因遭颱風，殘存逃回的船無幾。而征南越的占城（1282年）時，五萬人的遠征軍乘戰船兩千五百艘。此戰也沒贏，船隊可說全亡。十年後征爪哇時派兵兩萬、戰船千餘艘，從泉州出發，航行兩個月後抵爪哇，先勝後敗。這三次動輒上千的戰船都是新造，元朝的造船能力令人驚訝佩服。
還有個旁證。當馬可波羅奉忽必烈之命，於1291年護送闊闊真公主從泉州起航出嫁伊兒汗國（約在中亞南部至西亞一帶）時，護駕船隊有可張十二帆的四桅大船十三艘。這不是民間商船。因為在忽必烈至元年間（1264 – 1294年），朝廷曾撥款十萬錠鈔來造海船（官本船），使得在泉州專管海上貿易的「行泉府」，於忽必烈後期所轄的海船超過一萬五千艘，可見海上運輸力量之雄厚。
為了快速滿足如此龐大需求，忽必烈時的造船地不限沿海，唐宋以來內陸原有的造船地都跟著興隆。至元二十二年時曾設立江西、江淮、湖廣三個造船提舉司。其中如江西鄱陽湖及贛江水域的洪州（南昌）、江州（九江）、饒州（鄱陽）、清江（今樟樹市）、撫州（轄金溪、臨川）、吉州（吉安）等地，都盛極一時。
造這麼多海船，絕對要大量桐油。因為自古以來，國人就知它是防水的好材料。古代造船記載中，一再強調用桐油、石灰、麻絲（海南用椰絲）等調製出灰漿，好抹進船板縫隙中來防止漏水。此外，從現今各地僥倖殘留的木船製作技術中，還能推知當時桐油的用處多需求大。
如造船時要將硬直的木材强制彎曲，浙江舟山老師傅的技術就不同于日本的用熱水將木材燙軟。而是巧用桐油，將密度高的木頭澆上桐油後加熱，乃是他們祖傳下來的秘方。
另為減緩海水腐蝕船體，一律借重桐油的耐水。船體外側及船身易觸水部分，都給刷上桐油。湖南沅水至今在新木船造好後，都要「油船」。也就是先澆上熱柴油，讓它均勻滲進木料乾透之後、再刷桐油。刷時不能貪快厚刷，要等桐油吸收進去收乾後，再刷次層。且至少刷三層，讓木頭裡的纖維全部吸飽桐油方可。這能保證船體經久耐用。日後每年再維護刷抹，就可保用長久。
又如船用的纜繩，經常浸泡在海水中，也得用桐油先行處理。明代朱國禎的《湧幢小品》中就提到，元代時以麻繩易遭海水腐蝕，特地用竹篾編織纜繩，然後盤放進大鐵鍋中，灌入桐油，架木柴燒之。沸騰的桐油快速滲入竹纜繩裡，就不易腐蝕了。諸如此類的應用，在古代還不知有多少。
這些應用憑的是老師父的經驗，沒記錄分別得花多少桐油。好在明代時造鄭和下西洋所用寶船的南京龍江船廠，有本《龍江船廠志》傳世。提到造艘一千料的海船（載重約三百噸），需「桐油三千一十二斤八兩」。以現今栽種油桐，每年每畝可採收油桐種子一千斤左右，反估當年產量約為現今之六成，再依明代天工開物書中：「桐子仁每石（120斤）得油三十三斤」，推估出當時造艘千料海船，將花掉約六十六畝地油桐樹的產出。而這樣大的船一造就是以千為計，得種多少油桐來應對？！
忽必烈時的造船盛世，無疑驅使各地廣泛伐木及栽種油桐樹。老松樹愈砍愈少，油桐卻愈種愈多。它繁殖力強、抗病力佳、且生長快速、三年長成後就生出油桐籽來供榨油。於是我國獨有（油桐原生於中國，由馬可波羅傳入歐）、應用史比生漆還早的桐油，其供需在忽必烈時達到高峰。異族入主所帶來的沖擊，又添一樁。從此兩種原料一消一長，製墨業開始向油煙墨傾斜。只是松煙墨有傳統優勢，怎可能輕易退讓？它的護駕何在？
元文宗與墨
忽必烈開創並統治了三十多年的元朝，在他之後就江河日下。子孫除了在爭皇帝位時有勁外，大多放縱享樂，在位時間不長。只有最後的元順帝在位超過三十年，其餘九位走馬燈似地，於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內來來去去，大吃祖先積下的老本。想來忽必烈在墓裡會氣得吐血。不過在文人心中，有位皇帝仰慕中華文化，且因欣賞墨，值得一提。
他是元文宗，忽必烈的玄孫。少年時曾被放逐到海南三年，估計在那累積了些中華文化，因此作詩和書法都小有可觀。當他叔輩的三十六歲的泰定帝突然病死時，身在外地的他意外被權臣迎登大位，顯然認定他年方二十四好操控。登基後閒來無事，於是設奎章閣，彙集有名的文人書法家畫家如虞集、揭傒斯、柯九思等作侍從，經常討論文藝，徜徉於書籍、繪畫和書法的世界中。
也就在這，大臣投其所好，奉上江西豫章（南昌）製墨師朱萬初的墨。由於朱師傅採三百年以上的老松來製，其墨不同凡響。識墨的文宗高興之餘賞了他奎章閣的官，之後還派任浙江東陽副縣長。這些被虞集寫入〈贈朱萬初〉的四首詩中（註一），同時指出他的墨法傳自金朝的劉法、以及兩人的交往等，顯然相知頗深。以虞集的出身言（南宋名臣虞允文之後，奎章閣的主要人物），如此折節下交，文宗的識墨，該是個因素。
只是，僅憑朱萬初獲賞就說元文宗識墨，似乎武斷了些。幸好還有其他相關記載佐證。如朱萬初外派後所空下的奎章閣職缺，虞集曾想推薦另位江西清江籍墨師潘雲谷來接替（惜潘氏自打退堂鼓）；友人巢翁曾送「奎章閣賜墨」給虞集；柯九思有詩推介浙江錢塘墨師林松泉；乃至虞、揭、柯三人都熟識並有意引薦《墨史》的作者陸友進奎章閣等，都點出三人為迎合皇上而多留心墨。無奈文宗在位僅四年，之後奎章閣風華不再。皇家與墨的邂逅雖就此打住，但已彰顯出即使在異類的元代，許多士大夫對松煙墨依然熱愛。
陶宗儀與松煙墨
愛松煙墨的不僅廟堂之上，民間士人也沒缺席。元末明初的文史學家陶宗儀就是一位。因為在他的《輟耕錄》中，朱萬初、潘雲谷、林松泉三位都被寫入。該書刊出十一位元代墨師及其籍貫，其餘八位分別來自江西金溪（三人）、江蘇宜興、松江（今上海）、浙江天台、福建武夷、湖南長沙（各一人）。由於這些地方當時都造船，木材與桐油川流而來不虞匱乏，因此孕育出製墨家不足為奇。只是陶宗儀這名單來得古怪，細看之下不免有問：其一、他們造的是松煙還是油煙墨？其二、這麼大的元帝國，只區區十一位上榜，陶宗儀有無故意不提的？再說，名單內竟然沒徽州人，可能嗎？以陶宗儀的博學多聞，看來有點古怪。
《輟耕錄》洋洋灑灑數萬言，在談到這十一位元代製墨家前，已寫出「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 ⋯ 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所以說陶宗儀對松煙、油煙墨絕對有概念。之所以沒談造的是那種，或許因他們兩種墨都造，故不用提。也可能以陶氏在華亭（現屬上海，時為小村）退隱清貧，只聽人講起卻沒用過那些墨，故略而不談。但會不會他們都造松煙墨，而陶宗儀只對此認同？
大有可能。這緣於名單內的朱萬初、潘雲谷、林松泉，如前所述均以造松煙墨而知名。故其餘八位製的若非松煙墨，放在同個名單內不免突兀。畢竟，在那個年代松煙墨與油煙墨仍涇渭分明。如虞集贈朱萬初的詩中說：「近世墨以油煙易松，滋媚而不深重。」他像個老學究，認為油煙墨輕佻而不莊重。而陶宗儀依其生平來看，是位典型的保守人士。重松煙而輕油煙，對他來講再自然不過。
檢視當時其它文人名士的詩詞，可以印證他對油煙墨確實有偏見。因為有不少蘇州一帶的油煙墨師為人所稱道，卻不見於他的名單中。要說他沒聽過這些製墨名家，幾乎不可能。因為從他的詩作，可知他曾經有蘇州訪古之行。身為天天離不開文房的用墨者，對這些以蘇州為主要銷售地的油煙墨名師，他怎會充耳不聞？此外，大名墨工魏元德所製的龍香墨，在至正五年（1345）六月，由中書右丞領宣文閣大臣獻給元文宗之後的惠宗（順帝）。（註二）魏元德的墨好到連蒙古大臣都拿來進貢，其人名聲一定響亮。卻依然不入陶宗儀名單，是其墨奢華，且為油煙墨之故？
油煙墨師及其粉絲
前面提到，元代人分四等，而以最後歸順的南人最低。這使得南方文人仕途黯淡，即使當官也有志難伸，不如歸去！從商或寄情風月都好。像是與陶宗儀同時的顧瑛，江蘇昆山人，從商賺了錢後大興土木，構築玉山草堂。不僅有園池亭榭之勝，還布滿他蒐集的書畫珍玩，常廣邀名士來「玉山雅集」。從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開始持續十三年，前後一百四十多位文人參加過。詩人楊維楨、泰不華（蒙古籍），畫家黃公望、王蒙、倪瓚等都是座上客，虞集和柯九思也沒缺席。他們飲酒賦詩、鑒賞古玩，揮毫舞墨、乃至燈紅酒綠賞景狎妓。狂歡的背後，卻隱藏不了內心的失落。
若在宋代，文人雅集肯定沒製墨師參加。原因無它，身份地位不夠。但在異類的元代，「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人實在沒架子好擺。於是製墨師出現在玉山雅集中，也就不足為奇。其中有吳國良、李文遠、魏元德、陶得和、沈繼孫等多位油煙墨師。又以江蘇義興（宜興）的吳國良兼會吹簫，能與文人相唱合最受歡迎，多獲讚賞。
倪瓚最捧場。除了因吳國良送他所製的油煙墨，而回贈畫《荆溪清遠圖》之外，還題上詩「吳生製墨變潘法，⋯ 采花還覓古時桐。⋯」稱讚他把宋代潘衡的墨法推陳出新，製出油烟墨；又有〈義興吳國良用桐烟製墨將遊吳中求售賦詩以速其行〉，說他「 墨成羣玉秘，囊售百金傳。 」等於在他去蘇州賣墨之前幫他打廣告。另外江南名士鄭元佑則說「吳生家藏燒墨法，⋯ 歲掃桐花之煙三百石。」；官至禮部尙書的泰不華及淮西名儒潘純，也都寫下〈桐花烟為吳國良賦〉，連同主人顧瑛的〈次韵送吳國良〉，把人與墨捧上天了。
吳國良同鄉的李文遠，倪瓚也有詩〈題墨贈李文遠〉稱讚他的油煙墨：「義興李文遠，墨法似潘衡。麋角膠偏勝，桐花烟更清。⋯ 」另首〈李文遠製墨次吳寅夫韻〉則說他「 ⋯ 獨依山室燒桐子，贈與仙人寫内篇。 ⋯ 要知文字遺不朽，猶向詩中咏墨仙。」喜歡他的墨，竟把他比擬為墨仙。多麼榮耀！
身為與黃公望、王蒙、吳鎮齊名的畫家，倪瓚特別愛墨，對於好墨師從不吝佳評。蘇州文士沈繼孫（號學翁）投身製墨，倪瓚有篇〈贈沈生賣墨詩序〉，先說：「沈學翁隱居吳市（蘇州別名），燒墨以自給。 ⋯ 煙細而膠清，墨若點漆。」，然後詩中「愛爾治生吳市隱，收煤一室數燈燃。 」點明了他製的也是油煙墨。（將另專文介紹沈繼孫。）
賦詩讚賞油煙墨的高官名人還有多位。譬如由金入元的文學家元好問，他因金鏞在《神鵰俠侶》書中引用了他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許。… 」而為人熟知，就有〈賦南中楊生玉泉墨 – 墨不用松煙而用燈煤〉；翰林學士袁桷〈以劉士先子墨贈薛玄卿〉詩，其中「虛堂集萬灶，高下旭流螢。」指出該墨為油煙製；而在元明兩朝皆任過翰林學士的危素，也有〈贈朱元吉賣墨〉：「詎知山人夜燒墨，墨色吹作烟糢糊。」講到他江西金溪老鄉朱元吉（名文中）的油煙墨。
這麼多油煙墨家，這麼多文人名士吹捧，但陶宗儀卻視若未睹，只記下他中意的十一位，看來除了他認為松煙墨才是正統，油煙墨及其製作者旁門邪道，不夠看之外；另有可能他對玉山雅集的奢靡頹廢非常感冒。以他隱居且親身下田耕種的習性來看，玉山雅集那群人無疑米蟲般的社會敗類，他們那懂得墨，別玷污了自己的筆吧！
玉山雅集眾多名士對油煙墨師的讚賞，道出油煙墨已然侵蝕松煙墨的死忠客戶，從而擁有自己的鐵桿粉絲。這個粉絲團的成員來自多方，有官員、蒙古人、文壇泰斗、藝林巨擘、江南名士、乃至富商巨賈。而元代看重工匠的風氣，不僅讓這兩類人的相處從容自在，也鼓勵文人投入製墨。吳國良、沈繼孫都是不折不扣的文人，吳國良在玉山雅集留有詩作（註三）；沈繼孫更寫下多本醫書與《墨法集要》，一本談製油煙墨的專著。他以精美文筆記下製墨的每個流程，非親身投入者不能如此。
插旗徽州
陶宗儀的名單裡沒有徽州墨師，同樣令人不解。因為當時有位他的本家，徽州歙縣的陶得和，以製好墨聞名。什麼原因讓他連本家都視若未睹？想來還是對油煙墨的偏見，以及不爽本家與玉山雅集那批人交往所致。文人相輕，本家連帶遭殃。
倪瓚有詩贈陶得和。前四句中「悟得廷珪張遇法，古松烟鈿色蒼蒼。 」讚他深悟李廷珪、張遇的松煙墨製法，採古松從而使得墨色濃郁；後四句中的「桐花烟出潘衡後， ⋯ 請看陶法妙非常。」則說他的油煙墨系出潘衡，卻青出於藍非比尋常。由此看來陶得和不只會造松煙墨，油煙也毫不遜色。腳踏兩條船，左右逢源大小通吃。恐怕就是如此，讓陶宗儀對他有所保留。
有關陶得和的記錄極少。然而他徽州歙縣人的身份，卻透露出彼時油煙墨已插旗徽州這松煙墨聖地的警訊。因為自從五代時期李廷珪家族流離落腳歙縣後，數百年來這個徽州首府都以松煙墨出名。製墨達人從李氏家族到北宋的張谷、南宋的吳滋、戴彥衡等，無不以松煙墨享譽朝野。孰料如今竟有歙縣子弟捨傳統而趨時髦，加上他熟知松煙墨的奧密，無疑有助油煙墨推進品質，進而與松煙墨爭雄。陶得和你於心何忍？
事實上陶得和應不是最早別有懷抱的。徽州人造油煙墨，可上溯北宋。因為復旦大學的王振忠老師探討清代徽州商業文書抄本時（註四），其中的《徽墨－煙規則》書內，有篇（婺源）詹彥文墨局的〈煙房由來序〉：「 ⋯ 竊我油烟一行，肇始宋熙寧（宋神宗年號）間，爰及後世，以徽、黔為最。 ⋯」。可見其來已久。只是當時或侷限在婺源。而婺源的墨長年來係供一般百姓所用，不算徽墨主流，少入士大夫階層的法眼。
婺源之首先擁抱油煙墨，想來緣於它位處鄱陽湖經濟圈，有水路通江西饒州，桐油運來方便。（婺源古老的甲路油紙傘業，相傳起源于南宋，推想也是因當地易得桐油所起。）而歙和休寧這兩處徽墨的原始重鎮，因地勢高，桐油輸入難，加上黃山松的品質好、供應足、且文風鼎盛重傳統，要轉向沒那麼容易，故一直堅守松煙墨。
然而油煙墨看來是大環境變化下的必然。元代大舉伐木造船，為老松帶來無法及時補充之劫，勢必影響松煙的供應。相較之下，油桐樹三年即長成生出油籽來榨油，使得桐油價格多半時間下滑。陶得和承襲了歙縣松煙墨的傳統，卻不固步自封，面對變化跨入新領域，要引導徽州製墨業接納油煙。以現代觀點言，他有眼光求改變，是企業最需要的人才。只是在保守成性的徽州，有多少人會跟隨他？其餘死守松煙的，能守多久？而善變的天時，又一路護著油煙墨走下去嗎？
來自江西的威脅
徽州松煙墨的挑戰還不止於此。因為有個新的製墨基地正快速崛起。無論松煙還是油煙，它都左右逢源運用自如。它有古老的製墨傳統，有充沛的原料供應。更重要的是，它文風鼎盛，有許多文人愛護桑梓，願為家鄉的墨代言。它就是江西省內鄱陽湖及贛江水系一帶的州縣。從最北端臨長江的九江算起，順時針方向饒州、撫州、吉州、清江、南昌這一圈，在元代都有墨工留名。尤其撫州，一時之間多少能工巧匠，為墨折腰。
江西製墨，早見於東晉。王羲之的書法老師衛夫人的《筆陣圖》說：「其墨取廬山之松煙」。顯然當時九江廬山已然製墨。陸友的《墨史˙卷上》載，南唐時在饒州設置墨務官，且引北宋時刻有「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的墨為證。而李仲宣是李廷珪家後人，隱喻其家技藝已擴至饒州。這些工藝是否持續傳到元代？不知。但南宋後期詩人劉克莊有則題跋，卻透露了江西的撫州，已興起製墨產業。
撫州南城縣的包敏道（名遜），是北宋包拯包青天的大哥之後，曾跟隨陸九淵、朱熹學習，是劉克莊的舊友。只是科舉路上不順，之後兩人少見。多年後他的兒子奉父命來訪、並奉上自製的墨，劉克莊歡喜之餘寫了〈南城包生行卷〉題跋。（註五）透露出此子以墨知名，有許多墨工都出自他門下，而且墨的品質佳，銷售好。當時正賦閒的劉克莊，甚至感嘆他和包敏道兩人雖飽學，卻難以自我行銷，「反不若小包君墨之易售也。」
劉克莊的題跋傳達出當時撫州南城的製墨業已具規模。有名師、有門生開業，產品銷售好，獲利佳。尤其包敏道世宦人家（按：包公長兄因至南城任官而落籍；包敏道之侄包恢，官至刑部尚書），其子投身製墨，進一步說明了這個行業已建立其社會地位。有助吸引更多人投入。
撫州自古以來人文薈萃，歷代到此官或周遊的文人墨客如王羲之、謝靈運、顏真卿、白居易、陸游等，滋潤其文風茁長。王羲之且在臨川留下「墨池」遺蹟。到了宋代，臨川出了著名詞人晏殊、改革家王安石、唐宋八大家的曾鞏、心學大師陸九淵等，曾鞏還為王羲之的墨池寫了篇〈墨池記》，益增當地尚墨之風。進入元代，前文提過的虞集和危素分別是撫州臨川和金溪人，揭傒斯則江西豐城，對家鄉來的墨只要品質夠好，當然不會惜墨來代言加持。
於是江西（尤其撫州）能工倍出。前面提過，陶宗儀的書中列出了朱萬初（南昌）、潘雲谷（清江）、以及丘氏父子三人（撫州金溪）；同為金溪人的翰林學士危素則賦詩稱讚其同鄉朱元吉。此外，據撫州臨川的文史考證，當地還有胡湛然、胡達義、艾文煥、王景瑞、游壽翁、黄雲仙、詹見翁、王時可、袁自心等著名墨工，共同為江西製墨撐出一片燦爛光景。相對於比較封閉比較沉寂的徽州，撫州無疑像旭日東昇，前景看好。
可惜元代這麼多製墨師，不論來自江西、徽州、江蘇、浙江、還是湖南、福建，也不論所造的是松煙還是油煙墨，至今考古未曾發現他們的作品。唯一存世的元代墨，是一九五八年於山西省大同市馮道真（全真道士）墓出土的「中書省」墨。（圖一）它呈牛舌形，長寬厚 24×5.5×0.7 公分，一面刻龍紋，另面陽文篆書「中書省」三字。由於沒墨工名，且中書省在元代時下轄河北、山東、山西等地，故猜想該墨徵收自其轄區內，很可能出自潞墨一系。
圖一 元代中書省墨。（取自網路）
小結
元代的異舉，給了油煙墨意外的滋潤與動力。它重視造船航海，驅使栽種桐油而產量大增，致日後造船顛峰不再時，供過於求與價格下跌。油煙製墨自然因此撿到便宜；它打破宋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偏頗觀念，提高工匠的社會地位，從而鼓勵了人們投入製墨。這使得江南許多造船城鎮，都出現製墨家載入典籍。其中又以江西撫州為最。
油煙墨得此天時穩健成長。不僅在文人圈（如玉山雅集）中享有粉絲團，且插旗徽州，進逼松煙墨的大本營。松煙墨多年據守的四道堅強防線：第一道完善的工法，在南宋時已被突破；第二道的鐵桿粉絲團，第三道的扎實生產基地，以及第四道的優勢原料成本，如今都烽煙四起岌岌可危。縱有如虞集、陶宗儀般的死忠搖旗吶喊，看待兩墨涇渭分明，但在此天時下松煙墨又能苦撐多久？
然而略涉墨業發展的都知道，即使如此，油煙墨卻功虧一簣，未能一鼓作氣完勝松煙墨。它的君臨天下，終有待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等眾多徽州製墨家來完成。而這已是明代嘉靖萬曆年間的事了！上距元朝覆滅超過一百五十多年。是什麼原因讓松煙墨得以違逆天時繼續稱雄？又是什麼導致油煙墨停下腳步無法登峰？研究起來全都拜明太祖朱元璋之賜。何以致此？欲知詳情，請看下章。
附註
註一 虞集〈贈朱萬初〉
其一：「珥貂鳴珮入明光，新墨初成進御床。草野小臣春夢短，猶懷染翰侍君王。」（按：天曆己巳，天下大定，中外乂安，天子始作奎章之閣於宮廷之西，日親御翰墨。時榮公存初、康里公子山皆近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得祿食藝文之館，其名藉甚。邈在草野，豈勝千古之思乎！）
其二：「延閣晨趨接佩聲，又紆朱紱向江城。丹心要似東陽水，釀作官壺徹底清。」（按：朱萬初以藝文直長，以年勞恩賞出佐帥幕南海，轉丞東陽。東陽文物之邑，俗第以名酒歸之，豈其山川之望哉！韓文公譏丞不負余余負丞。今丞凡邑之風俗、教命、刑獄、科賦無不得言。言之當無不可行，存乎其人而已。萬初勉之。）
其三：「霜雪摧殘澗壑非，深根千歲斧斤違。寸心不逐飛煙化，還作玄雲繞紫微。」（按：道園學古錄：自注：近世墨以油煙易松，滋媚而不深重。萬初既以墨顯，得真定劉法石刻墨法，以為劉之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蓋取千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乃用之，非常松也。嗚呼，孰肯舍易而求難，必求古人之成法而後盡其心者乎！）
其四：「頗愛燒香是鼻塵，不應緣齅又勞人。方床石鼎過清晝，一縷山靈伴老身。」（按：道園學古錄：自注：深山高居，爐香不可闕。退休之久，佳品乏絕，野人為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擣治，研楓肪和之，每焚一丸，亦足以稍助清苦。久亦不復為。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袖致土速數片，空齋蕭寒，遂得為一日之供，亦可喜也。）
註二 宋褧《燕石集》卷12〈贈墨工魏元德序〉：「至正五年（1345）六月庚午，皇帝御慈仁殿。中書右丞領宣文閣臣達世貼睦爾進魏景仁所製墨。朱户敝晃，錦囊啟封，玄光溢目，芳香襲左右。上嘉賞之。」
註三 吳國良詩：
「三日寒山寺，橋邊共纜舟。看雲坐磐石，濯足俯清流。急雪翻隨馬，澄江靜没鷗。君歸甬東去，我向竹西遊。」可見身為墨工的吳國良粗通文墨。能參加文人之間的宴集良有以也。
註四 王振忠：〈稀見清代徽州商業文書抄本十種〉，《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會，2000年7月15日。
註五 劉克莊 〈南城包生行卷〉題跋
「敏道從朱陸二先生學，而微喜談禪。今其子又以墨法知名。噫！義理之學逃歸果佛日光拙庵。逢掖之家，化為李廷珪潘谷耶！雖然明窗佳研呼童磨試，然後知近日墨工皆出其下矣。念昔與敏道俱為潔齋侍郎袁公之客，袁公墓木已拱，敏道白髮蕭蕭，余亦流落不偶甚矣。余二人貨之難售，反不若小包君墨之易售也！君持此紙歸示，乃翁當亦拊掌一笑。」
黃台陽 墨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