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一):墨翁沈繼孫

黃台陽

進入漢人主導的明代,油煙墨的前景看來興旺。因為雖經元末戰亂,但在朱元璋洪武末年,製墨家沈繼孫就寫出《墨法集要》。把油煙墨的製程和所用工具,分二十一節詳細介紹且附上圖示。如描述燒煙時用的水盆:「 用圓厚瓦盆,內闊二尺一寸,緣闊一寸,深三寸半,底平緣直。近緣開指大一竅,用棉塞住,以備放水用。」形狀、尺寸、特徵、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不像傳統上寫這類事,多只寫水盆兩字就算了。所以若有心來學製油煙墨,他的書像自學手冊,讓人很快上手,不用費心揣摩該怎麼做。

沈繼孫為何寫這本書?還寫得這麼詳細?難道他靠製墨為生,年老了想開班授徒,寫這本書來當教材?還是他有意沽名釣譽,想以此笑傲同儕留下一世英名?

看來都不是。因為他在醫術上也有一套,留下的書更多,有《本草發揮精華》、《外科新錄》、《十二經絡治療溯源》、《調膳錄》等。此外還有音韻方面的《廣切韵圖檢例》、《增補廣韵》、《七音字母》,在在顯露才華。製墨對他而言該是興趣,不須賴以為生也不必藉此揚名。

然而他畢竟寫了。並在書的序言中說,有感於前人寫的談墨之作大抵「取墨工之言」,非親身經驗,內容「不足憑也。」因此他的書強調以一己製墨所得,讓有志者知道好墨法在此。(「身所歷、手所試,⋯ 使人知墨之法,實在此而不在彼。」)這個理由官冕堂皇,存好心要人別走錯路,不虛擲時間精力。

由於書的內容確實詳盡可行,他的說法可信。只是若探討這本書寫給誰看的?就有點傷腦筋。給一般文人?不像。因為這些人大抵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凡事不求甚解,不會在意水盆的尺寸等細節。給專業墨工呢?又似乎多此一舉。一方面他們多不識字;再者往往家傳絕學,有祖傳秘方,用不著參考別人書籍來幫自己找麻煩。

剩下來的,只真正有興趣鑽研墨法的文人。這類人有多少?以當時言不樂觀。即使有,普遍的作法是尋訪名師,就像沈繼孫自己也如此。他書中自述:「受教于三衢(浙江衢州)之墨師,⋯ 自此從其法以為墨。」所以,除非他真想開班授徒,否則這本手冊似的書難以派上用場。

古代文人寫作往往有個不說的因素:感嘆自身憂心時局。而且由於怕以此惹禍,還必須寫得隱晦,托庇於其他主題之下。沈繼孫這位才華揚溢的文士,有無可能因此而作?他的書有沒有言外之意?

烏雲籠罩

沈繼孫,住蘇州。明初任翰林院編修的才子高啟,有篇《墨翁傳》說「翁姓沈,名繼孫,然世罕知之,唯呼為墨翁云。」(註一)另據他同鄉後輩,與唐伯虎齊名的文徵明於弘治辛酉年(1501)寫的《停雲館帖 》:「學庵名宗學,字起宗,隱於鍊墨,又自號墨翁。高太史爲作傳, ⋯  學庵尤精於醫,⋯ 所著書有《本草發揮精華》⋯《墨法集要》。」(註二)又可知他的本名和其他字號。文中的高太史,就是高啟。至於前篇文章所引,倪瓚在《贈沈生賣墨》詩序中稱他「學翁」,該是從他的名號之一的學庵,所衍生出來的。

高啟住在蘇州城外北邊(泛稱北郭)。當地房價想來便宜,因此引來不少文士入住(沈繼孫可能也住那)。他們常雅聚唱和,致有北郭十友、北郭十才子的稱呼。高啟有首《酬吴興沈墨翁贈墨》的詩。十才子中的王行,也留下唱和之作《次韻沈學庵閒居雜興三首》。他還寫下「學庵予友也。為人謙慎, … 纂修《外科新錄》、 …《墨法集要》 … 等。」但真正凸顯兩人深厚交情的,是他另首長達168字(不含序言)的《贈櫛生沈志道》。(註三)

櫛生指梳理頭髮者、乃當時的櫛髮(理容 )工。古人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儒家觀念,基本上不隨便剪頭髮,而以梳理為主。當頭髮愈來愈長時,講究體面的,就會找櫛生來幫忙打理。所以他屬於工匠之流,社會地位沒有現代的髮型師高。因此,以王行這位北郭才子(下文還將提及他與江南首富沈萬三家及大將軍藍玉家都有密切關係),怎會為傳統上身分較低的理容師來賦詩相贈?

這緣於沈志道是沈繼孫之子!該詩序中說:翱翔士林卻不出仕、年逾六十的沈繼孫帶他「能讀書」、卒為櫛生的兒子來,以其將西游而請王行贈詩。因而讚其子手藝好(「況今子復異於眾,雅有古意蟠心胸」),提及過去多請他整肅儀容(「時亦藉子修儀容」),最後祝福他「子今遠行事遊歷,湖海賸有神仙蹤。」顯示出兩家往來密切,情誼深厚。

但這首詩最值得玩味的,是它曝露出沈繼孫家的怪異。而由這些怪異,或許能推論出沈繼孫為何起意、以及日後促使他下筆寫成的原因。

試想,王行說沈繼孫翱翔士林,學問不錯。那麼其子沈志道既然能讀書,何不盡心栽培?若兒子能讀書卻不喜歡深入,也可考慮讓他跟著老爸學醫、或學製墨來克紹其裘,延續家傳絕學。怎麼會放任、甚至鼓勵他去從事櫛髮?以古人心中深植的士農工商觀念而言,實在說不通。除非、除非沈繼孫認為他所致力的讀書、醫藥、製墨,非但不能幫兒子帶來幸福,還有可能招致禍害!

其次,沈繼孫以當時堪稱高齡的六十多歲,居然放兒子遠走他鄉,豈不怪哉?此行既非為了遠大前程、又無賺錢厚利,只是遊走異地的櫛生,遠赴異鄉人生地不熟,能有多大發展?沈繼孫為什麼不留他在繁華、熱鬧、已建立客戶口碑的蘇州來持續開展業務,同時在家盡孝呢?

這一切都得怪朱元璋!因為他的洪武年代,有如濃密烏雲,緊緊籠罩蘇州、乃至整個江南的文人頭上。烏雲充滿肅殺,不時雷電交加引發不測。文人遭殃之餘,連油煙甚至松煙墨的發展也為之停頓。而沈繼孫為自己與兒子所規劃的生存之道,終能讓他們避開如高啟、王行般的悲慘命運,進而使沈墨翁在高壓的時局下,於洪武末年刊印《墨法集要》,將他對高、王的懷念,留下隱晦的見證。

苟延殘喘的製墨業

製造業要穩定成長推陳出新,其上中下游產業的健全乃是關鍵。製墨當然也不例外。元代重視海運與貿易,使得上游的原料(木材、桐油)供應足、中游的運銷網路通。而身居下游的文人消費者,在不獲重視的情況下,終寄情於風花雪月金石古玩(如玉山雅集),卻無意間帶動對墨的欣賞講求,引領名工倍出。不僅油煙墨為之快速崛起,原來獨領風騷的松煙墨,也依然能固守一片天。

然而進入明代後,從洪武到嘉靖中期約一百六十年之間,製墨業幾乎一片空白,典籍中相關的描述極少。對照之後風起雲湧的徽墨,有如天壤之別。其關鍵就在乞丐和尚出身、 文化水平低、但天賦不凡的朱元璋。    

如此出身,最後卻擊敗群雄君臨天下,艱辛的過程塑造出他自卑又自大、用人卻疑人的複雜個性。他只相信自家朱姓子孫,而為了留給他們辛苦掙來的江山,他毫不留情摧毀潛在的風險。功臣、武將、富豪、鄉紳、文士、敵對勢力的子民,多方羅織入罪。雷霆手段歸納起來,不外乎「移、限、殺!」拜它們的連帶效應,製墨業的上中下游全遭重擊,市面只剩無足輕重的普通墨在撐場面。

明初的人口大遷移,固然有戰亂後重整的考慮,但朱元璋出自「防民如防川」的狹隘心胸,恐怕才是幕後主因。他把昔日強敵、據有兩湖及大半江西的陳友諒治下的百姓,「湖廣遷四川」、「江西遷湖廣」;又把以蘇州為首都、領有江南膏腴之地的張士誠的屬民,富戶遷其家鄉安徽鳳陽、京城南京,就近看管;平民遷蘇北及北直隸(河北)濱海地區墾荒;再把盤踞浙江的方國珍的富民,遷往南京。如此瓦解根除宿敵在地方上殘存的勢力和影響力。(按:現蘇州之「閶門尋根紀念地」,即當年移民集散處。)

沒移走的,就以十戶為甲、十甲為里的里甲制度,把他們圈限起來。又編定匠戶,規定父業子承來限制轉業。還規範人們衣著,強制簡樸。並且進一步限制其活動,他估算平民日常的活動範圍在二十里(約十二公里)之內。於是《大明律》中規定:任何人超越家居百里(五天行程),就須持官府核發的「路引」,商人也不例外。更離譜的是頒布禁海令,限制民眾通海進行貿易,閉關自守背離了唐宋以來近千年的作法。

行動可以被限制,但思想、才華卻無法掌控。朱元璋深知那些思想複雜的文人、知兵善用的武將,深具潛在威脅。乾脆狠下心、直接了當一勞永逸的殺殺殺。除了藉文字獄殺些文士來殺雞警猴外,不著痕跡地清除曾經是他文武股肱的劉伯溫、徐達還算小意思,宰相胡惟庸謀反案株殺三萬多人,連皇帝親家、首位宰相李善長及其家屬七十多人也不放過;之後大將軍藍玉案再殺一萬五千多,包括多位公侯伯爵的開國功臣。

大規模的強制移民,導致原來的社會結構支離破碎,產業自然不例外。於是在元代才蓬勃興起的江西製墨,受害於「江西填湖廣」的大量人口流失,從此一蹶不振。江南其它地區的,同樣也嚴重衰退。而設限平民的活動範圍,必然阻滯原料與成品的運銷。使貨物的運送成本增加、交貨期變長。因此原料成本與送達時效難以掌控,墨的製作與交貨當然多添風險。朱元璋的「移」與「限 」,重創了製墨業的上、中游。

但打擊製墨最重的,是「殺」。因為它摧毀了好墨的需求面,瓦解了好墨賴以維生的下游市場。原本講求墨的社會精英,無論在朝或在野,經過朱元璋無情殺戮之後,倖存者戰戰兢兢,且置身在他要求簡樸的風氣下,哪有心繼續玩墨愛墨論墨賞墨?如此失去了知音與市場的製墨業,怎麼會有動機來推陳出新製作高端好墨?

高啟之死

沈繼孫曾經與會、在元代與製墨家互動良好的玉山雅集,其主人顧瑛於洪武元年(1368年)被移民至貧瘠的鳳陽,次年病死;曾經賦詩稱讚沈繼孫的大畫家倪瓚,窮困潦倒於洪武七年病死。想到往日與他們的歡樂,憶及倪瓚稱道他的墨「煙細而膠清,黑若點漆,近世不易得矣!」沈繼孫一定滿懷悲戚與不安。只是這份悲戚不安,跟前一年的悲憤與驚恐比起來,該有如烏雲之於超級颱風夜吧!

洪武六年,寫《墨翁傳》的高啟、北郭十才子之首的高啟、以詠梅詩句「⋯  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 」被毛澤東譽為明代最偉大詩人的高啟,竟遭朱元璋腰斬。只因他為新修蘇州知府衙署所寫的文章中,有「龍蟠虎踞」四字。府衙位在與朱元璋爭雄的張士誠的舊宫址,因此那四個字被喧染為讚張士誠有皇帝命,犯了大忌。再者,三年前高啟不給面子,辭官回蘇州,已讓朱元璋大為不快。舊恨新怒,年方三十九的高啟的噩運就此確定。

史料記載在南京腰斬高啟時,朱元璋竟親自到場監斬,不知他何等心理。腰斬最駭人之處,是受刑人不馬上死,卻無助地看著己成兩截的身子血流不止、輾轉哀號斷氣。據說高啟當時還忍痛強撐著半截身,手沾自己鮮血,寫下「慘慘慘」三個驚悚大字!(另說他活活地被腰斬成八段。)這種場景傳回蘇州,可想而知一定造成天大震撼,讓沈繼孫絕對無法忘懷。

高啟才華出眾卻個性高傲。這可從他推辭不就戶部右侍郎(財政部副部長)一職看出。如此高傲的人,卻為相對平凡的沈繼孫寫下《墨翁傳》,當然兩人友情不比尋常。該文說墨翁重品質勤製墨,用料好、製作精、以致價昂而客稀。然而依然堅持不為求利而粗製濫造,彰顯其不羡名利與擇善固執。由此可見高啟是沈繼孫的知己。

知己慘遭橫逆,墨翁的反應除了悲憤驚恐,還有更多的憂心與徬徨。朱元璋對蘇州人的蔑視與無情是不爭事實。他憂心是否會受牽連。即使自己年逾四十或不足惜,但兒子呢?他徬徨是否該出走,然而在朱元璋的高壓控管下,安身之處又在哪?兒子能讀書,只是最能讀書的高啟的悲慘結局就在眼前,讓他讀書豈不等同陷他於險境?憂心徬徨中,他或許想起蘇東坡《洗兒詩》中的「我被聰明誤一生,唯願孩兒愚且魯」。現在談愚魯已太遲,但是,但是「窮則變、變則通。」能否變通?

於是讓兒子像個愚魯的人,遠離讀書學門手藝的想法,悄悄浮出。想來如果讓他學與讀書無關、也遠離家傳醫、墨的手藝,或許能在自己被牽連時,辯說他忤逆而設法脫身。然而茲事體大,若幾年後天下穩定,朱元璋心安時或許醒悟蘇州對它的價值,不再迫害蘇州人;又若老天爺有眼,讓老頭兒(傳說中蘇州民間對朱元璋的稱呼)一病不起;又若  ⋯ ,那此舉豈不誤了兒子終生?左思右想,總難狠下心來做出決定。

沈繼孫的猶豫,很快就知是多此一舉。因為往後幾年裡,蘇州文人持續遇難。如與高啟合稱明初(或吳中)四傑、投身仕途的楊基、張羽、徐賁(皆列名北郭十才子),楊基因遭讒而受罰作苦工,死在工所;張羽在貶官後被召回時投江而死,尸骨無存;徐賁有一說因犒勞軍隊有誤,被下獄迫害致死;還有蘇州文人姚潤、王謨,只因不肯出仕,就被毫不留情地斬首抄家。隨著他們次第被殺,沈繼孫何時下的決定並不重要,兒子沈志道已註定走櫛生之路了。

王行之死

賣沈繼孫面子,為他兒子賦詩的王行,出身貧寒,父親為中藥店夥計。他懂事後隨侍在旁幫忙,老闆發現他能讀書,乃刻意栽培,終得列名北郭十才子。他一直沒入官場,保持低調故此刻尚能無事。他命中似乎有兩家貴人,一有錢、另有勢,在他們庇蔭之下,不用為五斗米折腰。有錢的是江南首富沈萬三家,有勢的則更嚇人,大將軍藍玉!只是他本一介平民,怎麼會跟這兩家搭上關係?

原來王行成名後,在蘇州城北的齊門設私塾投身補教,並累積名氣晉身名師。於是元末被老家在周莊的沈萬三家聘為西席(家庭教師)。(按:此時沈萬三是否已老死,考證無定論。)洪武十二年,不知誰牽的線,他在南京就館藍玉家,頗受重視。據說藍玉曾帶他去見宰相胡惟庸。只是隔年胡惟庸案爆發,他有所警惕就辭回蘇州,隨後重入沈萬三家任教。而沈繼孫帶兒子來看他,就在此時到他再離蘇州之前。

洪武二十四年,他因家庭被編為匠戶,得去南京服工役。這時南京因胡惟庸案再起而風聲鶴唳,連老相國李善長一家七十多口都被殺。本來他年近六十,可以改讓兒子代替。但據說他講了句「老虎穴中好遊戲」,就毅然上路。藍玉的兒子聽聞他來,再請他到府教書。此時他好像忘了之前怕受胡案波及之事,居然應允。而透過他,多金的沈萬三家隨後也跟藍家搭上線,想得此靠山可高枕無憂。誰知朱元璋心狠手辣,以「謀反」為名,突然把藍玉處死剝皮。株連所及,王、沈兩家跟著陪葬。

藍玉的謀反罪名,史學界多認為是冤案。但對於藍玉本人,卻也有驕縱枉法恣意橫行的評價,認為他死有餘辜。如他在自家莊園中蓄養家奴欺行霸市、強占老百姓田地、毆打驅逐前來詢問的御史等。這樣無品無行的人,志行高潔不求權勢的王行,怎麼會委身於他家?第一次去,或許藍玉的惡跡還不顯著,狀況不明而誤入;但十年後再去,就說不通了。其中會不會有隱情,讓他義無反顧直入虎穴?而沈萬三家族,真的是莫名其妙來陪榜的嗎?

真相永不得而知。但從王行的不找人代打去南京、從他出發前說的話、從他不嫌藍府惡名重作馮婦,都隱約指向他有目的、有意接近藍玉。而幕後推手,很可能是沈萬三家。原來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春,沈家有子弟因田賦及他故(胡惟庸同黨?)被捕;之後沈萬三的女婿被扣上胡黨的帽子,滿門抄斬。這些警訊,想必讓沈家如驚弓之鳥,急於找靠山。王行是藍府故舊,又與沈家交往約三十年,自然是求助對象。

沈家若出事,多年西席的王行當然被株連。但年近六十的他縈繞在心的,該是故友高啟、楊基、張羽、 ⋯ 眾多慘死的蘇州文人、與朱元璋對蘇州的橫征暴虐。因此他想以及老之軀,到南京為自己為好友、為蘇州百姓做最後一博。他說的「老虎穴中好遊戲」,正如荊軻的「風蕭蕭兮易水寒」般悲壯。只是有所隱誨,沒講出他的遊戲對象是朱元璋。藉著沈家的巨大財富,他或認為有機會鼓動藍玉除掉朱元璋。只是他低估了這位乞丐皇帝,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朱元璋迅雷不及掩耳地族誅藍玉,一切成空!

發憤寫書

王行是怎樣被殺的?由於同時間有太多人赴死,他又不是大咖,故史無記載。很可能喀嚓一刀了事,沒高啟般慘。但可想而知當消息傳回蘇州時,對沈繼孫的震撼,更勝於高啟之死。一方面墨翁此時年歲已高,知己彌足珍貴,何堪再有遽亡?另方面高啟被斬時,株連之風還不盛,然而在胡惟庸案大殺戮之後,眼前的藍玉謀反案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不得不擔心這把火會不會燒到自己身上。

可安慰的是,兒子早經安排遠離蘇州。若藍案株連,他或有機會逃過。此刻的沈繼孫年約六十五,風燭殘年孑然一身,人生可說已無牽掛,朱元璋那個老頭子要殺要剮,就由他罷!只是牽掛雖無,遺憾卻有。對於引他為知己、且欣賞寶用其墨的高起、王行、乃至北郭其它慘死的好友,他心懷愧疚。因為在恐懼株連的情況下,他一直沒寫下隻字片語來追悼他們。如今,總該設法來彌補這個遺憾。只是,能否找到變通作法,就像當年幫兒子所設想的?

想起太史公司馬遷當年為友抱不平而受宮刑,最後卻成就他寫出《史記》的往事,沈繼孫有了主意。若以自己拿手,且獲知己好友稱道的製墨為主題來寫本書,不但可以發抒對他們的懷念,且能對高啟在《墨翁傳》中曾指出的不重品質的製墨風氣,有所匡正。這比用鮮花素果等來追悼他們有意義多了!同時也不須擔心若寫詩詞文章來紀念他們時,真情流露所可能召致的風險。

於是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在位的最後一年,《墨法集要》刊印。沈繼孫一定很慶幸,因為朱元璋即使在死前,依然毫無善心,仍下令處死一大批他所謂的藍黨。沈萬三家族近八十人赫然其中,一個富可敵國的家族就此煙消雲散。而他這位王行好友的沈姓人士,竟逃過株連,是祖上積德,還是高啟王行等北郭好友在天之靈保佑?

沈繼孫在《墨法集要原序》中,試著交代寫書緣由。他首先提到前人著作大抵「取墨工之言,非身歷手試」,「不足憑也。」而他起先製墨,也照著那些書做,效果真差。其後「受教於三衢之墨師」,一改前非,才製出好墨。因此送禮給老師,不但不收,還要他「不揚其姓名,恐鄉里同業知之或怨」。這是洪武初年的事。(時洪武之初也。)他自誇從此所製,「識者謂墨有古意」,使得他「思念師之德,追憶師之言。」因此以親身經驗來寫此書,「使人知墨之法,實在此而不在彼。」

話説得懇切,卻有問題。因為早在洪武初年高啟為他寫的《墨翁傳》中,開頭就說他曾經游歷荊楚(湖北),遇人傳授古代造墨法後,認為以賣這種墨,就夠錢讀書,何必急切地四處奔走呢?於是回蘇州,在自家門上貼出「造古法墨」。(嘗游荊楚間,遇人授古造墨法,因曰「吾鬻此,足以資讀書,奚汲汲四方乎?」乃歸,署門曰『造古法墨』。)由此看來,除非高啟亂寫,否則三衢墨師之說大有可疑。但高啟在那麼早年會亂寫嗎?倒是他在濃濃殺氣下,極有可能指東道西,以遂行他追懷故友之意。

回過頭來看《墨法集要原序》。文内的「識者謂墨有古意」,這識者指的是高啟、王行、乃至北郭十才子其它人等,應無疑義。但為何不直接寫出以紀念他們?這時三衢墨師派上用場。墨翁沈繼孫在序中假借三衢墨師所說「戒不揚其姓名,恐鄉里同業知之或怨。」點出沒寫出名字的苦衷,怕寫出後會為鄉里惹禍,招來怨恨。墨翁對好友的追念情懷,終於藉著這本書而有所寄托、得以宣洩。

後記

書印了多少本?流通情形如何?讀者的反應?都沒記錄。只有文徵明在《停雲館帖》中為他寫下「⋯ 所著書有《本草發揮精華》、⋯《墨法集要》、《增補廣韻七音字母》,今皆不傳⋯。」這時已百餘年後,對他這既無功名又乏社會地位的人來講,有此結果應不足怪。然而問題來了,那存世的《墨法集要》從何而來?

現常見的版本來自於乾隆皇帝令修的《四庫全書》。它從明代的《永樂大典》中輯錄出該書而將之納入。因此存世的功勞得歸《永樂大典》。據粗略統計,這套永樂五年(1407年)定稿,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所收錄的古代典籍達七、八千種之多。只是1398 年才刊行,相對較新且非知名人士寫的《墨法集要》,何德何能在浩瀚古書中脫穎而出,博得《永樂大典》纂修官的青睞?

這恐怕又是北郭好友的庇蔭。原來明成祖朱棣最先命江西才子大學士解縉來編這部書,但才子的學問太好,選的多為自古正統經典,不合朱棣口味。這才叫他的軍師,通儒、釋、道各家之學的姚廣孝(道衍禪師)來參與監修。姚廣孝是蘇州人,北郭十才子之一的王賓的學生。(註四)王賓與沈繼孫交情也深,且同樣不入仕途。他對姚廣孝協助朱棣奪去建文帝的江山很有意見。據說姚廣孝衣錦還鄉去看老師,他卻掩面而走拒絕相認。如此看來,姚廣孝可能因沈繼孫與王賓相熟、甚至彼此也認識之故,特意選《墨法集要》入《永樂大典》,以間接報答老師與鄉里。

附註

註一 高啟 《墨翁傳》

「墨翁者,吳槐市里中人也。嘗遊荊楚間,遇人授古造墨法,因曰:「吾鬻此足以資讀書,奚汲汲四方乎?」乃歸,署門曰「造古法墨」。躬操杵臼,雖龜手黧面,而形貌奇古,服危冠大襦,人望見,咸異之。時磨墨瀋數斗,醉為人作徑尺字,殊偉。所製墨有定直,酬弗當,輒弗予。故他肆之屨恆滿,而其門落然。

客有誚之曰:「子之墨雖工,如弗售何?」翁曰:「嘻!吾之墨聚材孔良,用力甚勤,以其成之難,故不欲售之易也。今之逐利者,苟作以眩俗,卑賈以餌眾,視之雖如玄圭,試之則若土炭,吾竊恥焉。使吾欲售而效彼之為,則是以古墨號於外,而以今墨售於內,所謂衒璞而市鼠臘,其可乎?吾既不能為此,則無怪其即彼之多也。且吾墨雖不售,然視篋中,則黝然者固在,何遽戚戚為乎?」乃謝客閉戶而歌曰:「守吾玄以終年,視彼沽者泚然。」客聞之曰:「隱者也。吾儕誦聖人之言,以學古為則,不能以實德朋其中,徒飾外以從俗徼譽者,豈不愧是翁哉?」歎息而去。

齊人高啟聞其言,以足自警也,遂書以為傳。翁姓沈,名繼孫,然世罕知之,唯呼為墨翁云。」

註二 《六藝之一録卷三百六十一  歷朝書譜五十一  明  詹孟舉書王光庵敘字》

「右詹中書孟舉書,吾鄉王光庵先生敘字一首,敘爲沈學庵及其子貴成作,學庵名宗學,字起宗,隱於鍊墨,又自號墨翁。高太史爲作傳,稱其能書徑尺大字。貴成,字志道,於櫛髮皆博學善書,抱奇崛之行。學庵尤精於醫,故與光庵善。所著書有《本草發揮精華》、《十二經絡治療溯源》、《外科新録》、《墨法集要》、《增補廣韻七音字母》,今皆不傳,傳者新録耳,然獨王氏有之。孟舉,婺源人,仕元爲供奉監照磨兼善用庫副使。洪武初,授吏部奏差鑄印局副使,後爲中書舍人卒。其書評者謂:‘兼歐、虞、顔、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爲國朝書家第一。’此紙沈氏物,光庵從孫雲偶購得之,裝池成卷。俾予疏其事,詹書近時絶少,此文既有關王氏,而又家集所不載,雲之寶此,尚可以尋常翰墨論哉!光庵名賓,字仲光,其行能之詳自具家傳,兹不復著云。治辛酉,徵明。(《停雲館帖》)」

註三 王行《贈櫛生沈志道》  

「吳有隱君子 姓沈氏 翺翔士林 而不肯用其學於仕 年踰六十矣 鍊墨以自食 因號墨翁 有子志道 能讀書 篤厚勤謹 嘗曰 吾力不足以務農 吾巧不足以爲工 商固不爲也 則將何所於食耶 乃修櫛髪之業焉 以爲理人之髪 可以自治心之躁動 理人之耳 可以自治目之忤視 以是而食 所得多矣 故其以櫛名 特善扵他以櫛名者 是足以見墨翁之家教也 今將治裝西游 其父攜來與予别 且求贈以詩  云」

「安眠海運朝黄宫,髪如日出蒙霜松。含風老梳起爲櫛,習習萬竅聰明通。

市門有客亦何者,山花滿髻雙顴紅。肩囊朝出暮復返,彈鑷逺送孤飛鴻。

嗟兹兩事誰所記,豫章太史眉山翁。自非此藝有妙適,孰肯置爾詩囊中。

况今子復異於衆,雅有古意蟠心胷。清陰綠樹畫簷静,湘簾拂拂生㣲風。

青雲撒地絲萬縷,綰束不厭冠巾重。予年漸衰歎種種,時亦藉子修儀容。

子今遠行事遊歴,湖海賸有神仙蹤。烟霞塵土偶相遇,會須更達純陽聰。」

註四 明 黃姬水《貧士傳:王賓》  

「王賓  字仲光  吳郡人也  志不願仕  永樂中  自壞其面  終身獨居  無妻子  髽髻布袍  遊行市中  家貧無業  賣藥以資  所至  羣兒隨焉  郡守姚善  枉謁衡門  賓據坐受拜  以道誨之若師  弟子姚少師廣孝  貴歸來訪  弗肯見  方盥掩面而走  仲光耽漁獨影窮棲  毀顏佯廢  編髮高  嬉性  偕赤子道屈貴輿同邦  企德展矣 我師 」

發表者:揭開墨的漆黑面紗

閒玩古墨求其隱,偶取禿筆盡興書。 已出版墨客列傳,墨香世家 (聽古墨在說話) 兩書。正努力後續之作 (暫訂 : 良墨佐國,默墨相隨,文人弄墨,美墨成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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