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台陽 墨客

黃台陽

（這一年，幾位知名人士都留下精彩絕倫的墨，何其盛也！）

康熙三十四年（1695），歲次乙亥，在康熙朝六十一年歷史中，不算突出。此刻三藩之亂已平定十多年；帝俄的蠶食入侵也遭扼止，於六年前威迫它簽下尼布楚條約；繼之作亂的新疆準噶爾部的噶爾丹，在康熙御駕親征下雖仍蠢動，但動態全被掌握。而多年來康熙推崇宋明理學、任用理學大儒、尊崇理學開科取士，已收編不少心懷亡明的讀書人，從而有效鞏固統治。所以當時可說是天下太平海內無波，明主盛世物阜民豐。

社會安定繁榮後的一大現象，乃是文化出版興盛。前一年康熙就曾命大學士張英率同王士禎（漁洋山人）、王惔等人，修編《淵鑒類函》這大部頭書（註一）。而民間更勁爆，這年突然有本點評《金瓶梅》的書問世。作者張竹坡年僅二十六，卻顛覆世人視之為色情書的刻板印象，反而封它「天下第一奇書」。他寫下十多萬字的評論，開創《金瓶梅》的一百零八種讀法。以今日眼光來看，獲頒文學博士絕不為過。可惜他不擅八股，五次考舉人不上，又因此書主題遭家族非議，三年後不幸病死，令人嘆息。

這三年間，他因賣書收入以致經濟狀況不錯，多時遊走揚州、江寧（南京）、蘇州一帶，風花雪月以文會友。然而當時有位享譽這三地、跨越政壇文壇商界的風雲人物，卻似與他無緣。兩人活在不同的世界、天壤之別的際遇，時乎？命乎！只是風雲人物的著作轉眼塵封，除了學術研討，沒幾個人去看，哪能跟他的傳世之作相比。

倒是風雲人物在這年監製的一款墨，幾乎所有談墨的書都提及。他是誰，墨有何特別？

蘭台精英墨

風雲人物曹寅，現今少有人知。即使說他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怕也引不出多少年輕人回應。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據說就是以他的府邸和往事作背景。好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史景遷，時隔近三百年，寫了本《曹寅與康熙》來談他（註二），倒讓現代人對他有幾分好奇。

曹寅的身分，屬於滿洲八旗中正白旗的包衣。由於正白旗歸皇帝統領，因此他是康熙的家奴，幼年時還作過康熙的伴讀。而他爸爸曹璽又娶了康熙小時候的褓母，使得一家人在康熙眼中多幾分親切。曹璽後來出任江寧織造（國營南京絲綢公司董事長）達二十年，打破前幾位任職最多兩三年的記錄，說明了康熙對他家的眷顧。

「織造」一職可大可小，官品雖不高，但從雍正時核給的薪水看，等同封疆大吏巡撫。此外，它由皇帝直接派任，不須經吏部人事銓敘，更賦予它天子家臣的榮耀，讓人羨慕。當時在江寧、蘇州、杭州都派有織造，但排名以江寧為首。曹家人在康熙當皇帝的六十一年裡，合計任江寧織造五十多年。其中曹寅任二十年（之前還當過蘇州織造兩年），最讓人眼紅。

曹寅由蘇州轉任江寧織造時，仍續兼蘇州兩年。後雖專任，但過些年康熙又讓他兼管些鈔關（稅務關卡）業務、兼任巡鹽御史等。這些都是肥缺，且讓他跟富有的鹽商（多為徽商）互動。他能文善武，擅長人際關係，時常與江南名士詩文酬唱。康熙以他交遊廣闊， 命他上密摺打小報告，來反映地方動態。不僅如此，還要連秀才都不是的他，帶著幾十位翰林來編修鉅作《全唐詩》，抬高他的名聲。而康熙的後四次南巡，到江寧時都以他的織造府為臨時行館，寵信有加，大幅舖陳他的身價。

康熙如此眷顧，曹寅除了言詞諂諛以效犬馬之勞外（註三），該不時進貢些奇珍異寶來博主子歡心吧！但奇怪得很，以現今所見，有份他送土產 「醃鰣魚二百尾、便蛋二千個、醃蛋四千個、兩種玫瑰露八罐」（註四）的禮單。跟他老爸的禮單（註五，約康熙二十一年呈）相比，大大縮水不成比例，令人不解。

他老爸的禮單洋洋灑灑像個大雜燴，連轎子、書案都有，因此推論是依康熙交辦上呈的。而禮單最後列的程君房墨四匣、桑林里墨二匣、吳去塵墨二匣等明代上好佳墨，更透露出康熙用墨多、且喜明代好墨的實況。

與這些明墨相比，不禁襯托出曹寅呈給康熙的「蘭臺精英」墨（圖一）的可貴。因不同於那些明墨的既沒留下墨名、又乏具體描述，他這錠墨可是歷經三百多年，至今完整無缺，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墨身大小適中質地堅挺、文字簡潔不飾圖繪。雖然樸實無華毫不起眼，卻常引起藏家的關注與討論。

　　　

圖一　蘭臺精英墨，兩式。轉錄自（周紹良《蓄墨小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網路上亦可查閱。）

原因是墨的兩面寫的「蘭臺精英」及「康熙乙亥 織造臣曹寅監製」，固然清楚交待了墨的出身，但若跟其他大臣送的相比，遣詞用字卻大有差別。讓人猜疑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曹寅送上此墨。

先看「監製」兩字，它跟具名的「織造臣曹寅」五字明顯不搭配。因為「織造臣曹寅」這五個字，會讓人直覺這是錠貢墨，遵循了當時大臣通用的「官銜+臣+姓名」的寫法（下章將仔細探討）。然而其他大臣在這之後用的字眼是「恭  進」或「恭製」，曹寅卻寫上「監製」，非常古怪。

其次，別人貢墨都以歌頌皇帝英明、偉大、長壽來定墨名，如「車書一統」、「太平有象」、「萬壽無疆」等肉麻話，曹寅寫的卻是「蘭臺精英」。鑑於「蘭臺」的典故來自西漢長安的未央宫，是藏書之地，用這四個字來歌頌康熙，難道他是圖書館？不倫不類，簡直該被殺頭。以曹寅的聰明，怎會如此糊塗不上道？

這可有兩種解釋：其一、他不懂為臣之道、不如別人恭敬。只是用膝蓋想也知道，他當官久了，不可能那麼傻。這就只剩另種可能：其二、他是奉到康熙之命來製作此墨，非他主動，且墨名是康熙給的（或他建議後經康熙核可），所以在墨上他只能說自己是監製。

因此可猜想：康熙為了鼓勵編修《淵鑒類函》及其他書籍的翰林學士，特別指示曹寅就近找名家來製作這款墨，有可能再配上其他文房用品，一併賞賜。這比賞些絲綢銀錢更有意義，順便也幫曹寅露臉，激勵他在未來辦理皇差時更加盡心盡力。

曹寅父子都依康熙交辦獻墨，但背後的意涵卻不相同。爸爸送的是整匣整匣的明墨，代表明墨的品質較好、當時還容易買到；但隔了十二年，康熙卻交代兒子監製墨。固然此時明墨已少，難買到。但更可能的是，這些年來康熙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自信滿滿，不再以前朝的墨為滿足，要顯耀本朝也有好墨了。

那麼曹寅在接獲康熙交辦後，找誰來製作這款墨呢？

與韓荊州書墨

蘭臺精英墨既然是皇上交辦，依慣例，造墨人因地位懸殊是不能在墨上具名的。除非他功名在身，有當官的資格。即使如此，也還得看訂製墨的大臣的臉色，是否讓他攀附驥尾。因此這類墨要找出製墨者，通常困難。

有藏墨家認為這錠墨是當時最富盛名的曹素功墨肆所製。因為之前康熙南巡時，曹素功曾獻墨，蒙康熙恩賜墨名「紫玉光」，可想而知找他造最保險。然而這時創業的老曹素功已死，以曹寅年方三十八正值壯年，且又恭逢盛世，他會墨守成規仍找老舖，還是另舉良才為康熙朝多添佳話？

藏墨家周紹良探討過這問題。其《蓄墨小言》文中推論造墨人是程正路。他能詩善畫，在史景遷的書中也提及。他與曹素功是徽州歙縣同鄉。據說兩人墨肆成立的時間相近、產品齊名。只是程正路沒想到（或不屑於）獻墨給康熙的點子，故沒能搭上皇帝的口碑。那這一次他怎麼會得到曹寅青睞，邀他為康熙製墨？

關鍵在於人和。

程正路雖然製墨，卻是文人，且與曹寅交情深厚。早在康熙二十四年，曹寅為前一年死的父親編紀念文集時，就與許多知名人士如詞人納蘭性德、明朝遺老大畫家惲壽平等，一起受邀題畫賦詩。由於沒有資料顯示他考過科舉，猜想他雖有才華，當時仍心懷大明，不願吃清朝的飯。

以此來看，他與曹寅縱有私交，但改變立場來為康熙製墨的機率不大。然而別忘了時間能消磨人的意志。這時離為曹璽的文集題字，又過了十年。期間康熙的施政績效、與明末清初的亂象相比，他不可能無動於衷。看他在這乙亥年製的「與韓荊州書」墨（圖二），可知已有轉折。

比起蘭臺精英墨，本墨的型制雕刻特別出色。不僅其八稜葵瓣造型、與背面精雕的人物山水具視覺美感；正面的文詞書法更觸人心弦。因為所寫正是詩仙李白《與韓荊州書》的前幾句：「我聽說，天下喜論世事的讀書人相聚時，總會談到：『人生不用封萬戶侯，只希望有幸結識韓荊州。』為什麼您使人景仰傾慕到如此程度呢？」（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

李白這篇文章，是向韓荊州（名朝宗，曾任荊州大都督長史，故稱「韓荊州」）自我推薦，希望經由他獲得皇帝的徵召。而程正路此墨加以轉錄，有意無意之間，流露出他此刻已改變心意、願意出仕的情懷！

圖二　與韓荊州書墨，正面楷書「白聞天下談士  相聚而言曰  生不用封萬戶侯  但願一識韓荊州  何令人之景慕  一至於此」；背鏤郊野遊人圖，塗金。兩側分寫「康熙乙亥」、「程正路造」。直徑 10 公分，厚 1.6 公分，重 144 公克。

程正路心中的韓荊州，無疑是曹寅。而曹寅確實也賣力扮演。請他來製蘭臺精英墨以呈獻給康熙，就是期待在康熙欣賞墨時，有機會推薦他。只可惜往後的發展，並不如意！可能因康熙忙於即將展開的御駕親征噶爾丹，無暇他顧；可能因曹寅只是家奴，康熙在人事上根本不問他；可能康熙對墨不甚滿意； ⋯  太多可能，程正路落得像李白一樣抱憾！

五年後，不知是否曹寅相助，他當上湖北省黃陂的縣丞（副縣長），曹寅還寫了《送程正路之黃陂丞兼懷赤方先生》詩相送。但有才華的人當二把手，除非碰上伯樂，終究有志難伸。他沒多久就辭官回鄉回歸製墨，卒以此流芳墨史，成一家之名。

不可磨墨

曹寅於康熙四十三年被任命兼任巡視兩淮鹽課的監察御史，衙門在揚州，真是皇恩浩蕩。因為轄區涵蓋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及河南一大塊地區，年繳稅收達二百五十萬兩銀子，比江寧織造經手的多多了！然而要確保完稅，進而還能私底下抽成，打理好揚州鹽商可就成了關鍵。因為除非他們賺錢，否則難收到稅，更不會送政治獻金給曹寅。所以在這件事上，雙方形成生命共同體。

只是商人自古以來地位不高，士農工商，排在最後。官府一向對商人保持距離不假辭色，尤其怕被冠上官商勾結的大帽子。所以夾雜在皇帝、官僚體系、鹽商之間的曹寅，該如何自處？

好在曹寅天資聰穎富有魅力（史景遷書中語）。以他久任織造，原本就處於官商之間的糢糊地帶；加上他包衣的低下、卻近天顏的出身，練就他身段柔軟圓滑。因此揚州來自四方的鹽商（徽商晉商居多），都跟他水乳交融。其中任總商（鹽商公會理事長）的程增，更是他的好幫手。

程增，字蝶莊，徽州歙縣人。雖然從祖業為商，但書法好喜讀書，有詩集傳世，《清史稿》中也載。他為人豪爽熱心公益，曾捐款參與整治黃河、淮河、大運河間的水利工程。如此有錢、有文化、有見識、有地位，在集結鹽商來接待康熙南巡時，大幫曹寅作足面子，博得康熙激賞。

在曹寅指導和程增鼎力下，鹽商於康熙到揚州前，先花大錢起造花園行宮、布置出精巧機械裝潢。之後則沿路擺下繽紛彩飾來迎駕、每天準備奢華戲碼和飲宴、進獻古董珍玩書籍等，果然侍奉得康熙龍心大悅。最後甚至應鹽商之請，推遲原訂返回北京的日子，在揚州多樂上幾天。

康熙在起駕回京時，下令加授曹寅通政使司（政府總收發）。史景遷書中寫道：「這是曹寅官宦生涯的巔峰，⋯   一個家財萬貫的人，受皇帝公開褒揚，又有三品的新頭銜，奉命編修欽定的文集（指編《全唐詩》） ， 這對傳統中國官僚體系中想要出人頭地的人全是重要的目標；曹寅雖非這個體系中人，卻一一實現了。」由此可見康熙對曹寅的表現多麼滿意。

至於鹽商，康熙也很給面子：恩准他們到行宮觀賞彩燈船表演、吃飯看戲同歡（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實是鹽商自己的奉獻）。此外，對於個別鹽商還賞賜御筆題字、給予虛銜頂戴。後續更准兩淮鹽商可抬高鹽價；大內且撥出私房錢，低利貸款給鹽商，協助他們在資金缺口時周轉降低成本。
以程增得到的恩典為例。他除了與眾鹽商同進康熙的行宫一遊，還獲賜「旌勞」御書、「芸窗」匾額、及聯句詩幅。此外，他更獲頒「中書舍人」的官銜。這些獎賞在現代看，好像沒什麼了不起。但在當時卻能大幅提升鹽商家門的名譽。尤其七品的中書舍人官銜，更讓他在面對官僚體系的各類需索時擁有發言權， 不致橫遭欺凌，毫無招架之力。

　

圖三　不可磨墨。正面額端端圈內題「乙亥」，下長凹槽內寫墨名，背面凹槽內寫「尚中堂蝶莊」。長寬厚13×2.2×0.9公分，重38公克。

程增的姓和他徽州儒商的背景，讓人不禁聯想他是否製墨。 果然有錠他具名，康熙乙亥年造的「不可磨」墨（圖三），從煙料、作工、造型、雕刻來看都是上品。取名不可磨，似乎意指它的珍貴，若非重要書畫場合，別拿來磨。由於墨側沒寫墨肆名，且背面的「尚中堂蝶莊」，蝶莊是他的別號、尚中堂是他另個署名，均有助於墨是他製的看法。誰說大腕鹽商就得養尊處優，不會親自動手（監督）製墨？

只是他若製墨，以他的名聲，該會留下紀錄，而且所製該不僅這一錠。然而遍查許多墨書後只看到，他另兩錠同型但題字略異者。其一寫「尚中堂程氏家藏」、另一則以「蝶莊」取代「不可磨」。有錠也寫出「乙亥」，顯示這三錠墨極可能是同批造的。存墨這麼少，難怪在古今藏墨者與論墨人的認知中，他不是位製墨人。

奇怪的是，日本的墨書卻另有看法。在日本江戶時代後期，由漢詩人書法家市河米庵所寫的《米庵墨談》卷二所記墨工中，竟然出現程增之名，意味著他的墨，曾經在日本有所流通，令人好奇！寫到這，忽然想起在康熙四十年（一七Ｏ一年），曹寅曾奉命選派密探去日本搜集情報。程增是否居間協助、提供大量他所製的墨，讓密探喬裝成墨商前往？這使得他的墨在國內反而少見，可就發人遐想了。

松籟堂墨

乙亥年的精采製墨，並不限於曹寅和他的朋友。把眼光往北移，會發現光芒依然紅不讓。

山東諸城，地傑人靈。有傳說中舜帝出生於此所展開的悠久歷史，也是舉世少有的恐龍化石寶庫，發掘出世界最大的鴨嘴恐龍 — 山東龍。當地眾多歷史名人中，予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透過清宮劇大量曝光的劉羅鍋劉墉了！他貌似窮酸的形象，配上與和珅鬥法時的機智，大快人心。

劉墉家族在清朝出了三十四位舉人、十位進士、四位翰林，尤其他父親和他都當上宰相級的大學士，侄子也歷任嘉慶朝的戶部、兵部、吏部尚書，三代顯赫，位極人臣。想來諸城的大好風水，都被他家占盡！只是若這樣想，可就小看了諸城。因為出過那麼多恐龍的地方，風水哪會少？於是除了劉家，還有臧、王、李、丁等世家，文采功名，各領風騷。

其中王氏家族發跡更早，出的舉人進士比劉墉家族猶多。但由於沒人高升到宰相級，以致名聲不夠響亮。好在手邊有錠「松籟堂」墨（圖四），是王氏族人在康熙乙亥年造的好墨。藉著它，可一窺當年風采。

　

圖四　松籟堂墨。雙柱聯型，正面右柱上寫「松籟堂」，印「王元烈」、「承武」，左柱下寫「乙亥汪世臣製」；背鏤拱立雙螭。長寬厚 12.3×1.8×0.9 公分，重28公克。

這錠墨造型秀麗，用料精細，通體漆衣，流露出高貴氣息。墨上的「乙亥汪世臣製」，顯示它是康熙乙亥年，由徽州人汪世臣所承製。因為在同時期還有其他汪世臣製的墨。至於這錠墨的真正主人，則從墨上的兩方「王元烈」及「承武」之印，查知為山東諸城王家的王元烈，字承武。

王元烈是康熙時候的舉人，仕途似乎都處於西南的雲南貴州。雍正年間擔任貴州南籠府（今安龍縣）的知府後，就看不到關於他的記載。這樣的經歷，在人才濟濟的諸城王家，算是普通，過幾代就沒人記得。但是他在南籠的惠民作為，卻讓當地人至今仍心存感激。

南籠這個地名有點怪，因為自古中國的地名，少有帶「籠」字的，怕當地變成像牢籠一樣，不吉利。（台灣的雞籠，因地形得名，不也改了。）但若往前追溯，會發現南籠在明朝時原名安隆。清兵入關後，南明最後的永曆小朝廷流亡到此，就改稱為安龍，希望永曆帝這條龍能在此平安。然而大局難回，終被清兵攻下。為斷永曆的根，就把龍字加上竹字頭、變此地為安籠 — 永曆的牢籠。其後歷經南籠等名，直到民國十一年，才改回永曆時的安龍。現當地有重修的永曆行宮、明十八先生墓等古蹟，頗有看頭。

安龍縣位在貴州西南角、與雲南廣西交界處，山高水急，自古交通不便。如今縣內的布依族、苗族、土家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少數民族，約占人口一半。可推知王元烈在此時，少數民族人更多。當時生活補給全靠茶馬驛道輸送。若河水暴漲湍急，驛道不通，生活就陷入困境。王元烈有見於此，乃慷慨捐資修建三孔石拱橋，溝通筏子河兩岸驛道。小小善舉，放在別處恐怕早忘了。但當地人感念他，把橋命名為「王公橋」，即使幾度沖毀，修復後也不改名。可見對他的緬懷感佩。

以松籟堂為名的墨，據藏墨家尹潤生的《墨苑鑒藏錄》，還有王元烈和他父親在康熙五十六年所製。文字印章格式與本墨同，但形狀卻簡化為長方形，也不見拱立雙螭。精美程度相差很遠，是他們家風轉向樸素？還是別有隱情？而他父親常用松籟堂作為別名，也著有《松籟堂詩草》，讓人聯想到上節所談，不可磨墨上出現的「尚中堂」，當然可能是程增的別號。

正色流馨墨

徽州製墨，從五代南唐的李廷珪父子開始，源遠流傳，一直欣欣向榮。而在清兵入關明朝覆亡之際，即使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慘劇離徽州不遠，它卻因有人通敵，以致在沒打硬仗的情況下就淪陷，使得製墨業沒受嚴重打擊。這使得當地在康熙年間社會大幅安定後，製墨達人多不勝數。佼佼者如曹素功、葉公侶、汪次侯、程正路等，之前在其他文章中都介紹過。不過還有位名聲不在他們之下的吳天章，所製的墨也亟受好評。

吳天章，名倬，徽州休寧人。他的墨肆名「闇然室」，有點學問。因為語出《禮記·中庸》：「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意指君子的行為沉穩不做作、不張揚，但會日漸昭彰、被人了解欽佩。顯然吳天章以此「闇然」自許，也隱含他生不逢時不食清朝俸祿的心志。這是江南當時不少讀書人的悲壯情懷。然而除了藉詩書以明志，他比別人還多項工具 — 製墨。

他在康熙乙亥年製的「正色流馨」墨（圖五），古樸典雅不設雕飾，跟前面提到的曹寅蘭台精英墨、程增不可磨墨同個調調。但是它較寬，襯以隸書寫的正色流馨墨名，不禁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氣。正色流馨四字不見於成語典故，應該是吳天章自創，它有無特別涵義？

　　

圖五　正色流馨墨。正面額珠下墨名，印「闇然室」，背橫寫「乙亥」，凹槽內寫「休寧吳天章製」，側凹槽內「康熙一品頂煙」。長寬厚11.4x3x1公分，重61公克。

拆開來看：「正色」，指青黃紅白黑這五種顏色，也可形容嚴肅的表情態度；「馨」，是遠播的香氣，可引伸為德行遠播流芳百世。兩者都淺顯易懂，但合起來寫成「正色流馨」，該怎麼解釋？

記不記得在乾隆朝時有件殘酷的文字獄？只因有首《詠紫牡丹》詩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兩句，導致有人被論斬、有人被開棺戮屍、有官被杖責革職等。究其原因，雖然詩的本意在貶抑紫牡丹，說它不夠格奪下紅牡丹的花中之王的稱號，但由於詩裡所說的正色、也就是紅色、朱色，可衍伸為朱元璋的大明王朝；而奪朱者，乃是清朝這個異種，居然因此稱王！這下可觸犯了器量狹小的乾隆，那能不人頭滾滾落地。

順著這條思路，吳天章的巧妙用心，不言而喻。「正色流馨」，代表「朱紅色流馨」，講的就是「朱家明朝流芳百世」。但由於古人認為墨的黑色也是正色之一，因此正色流馨也可解釋為好墨流露出的馨香。吳天章利用此糢糊表述、來隱藏他藉墨追思大明朝，膽子夠大、心思夠深。

此外，墨側邊寫的「康熙一品頂煙」，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寫法。把「康熙」跟「一品頂煙」擺在一起，該怎麼想？是不是十足不倫不類，有意看貶康熙？好在墨不像詩詞，流傳較有限；兼之墨匠的身份低，沒人理他；再加上康熙朝大致比乾隆朝來得寬大，他才沒引起文字獄。

清朝墨肆，任何新創的墨名，往往有其他家跟進，如紫玉光、青麟髓、天琛、古隃麋、蘭煙等墨，幾乎各家都有。原因是當時缺乏商標觀念，你家賣得好的，不管品質是否一樣，我也要有。然而唯獨「正色流馨」墨，少見他家墨肆借用。為什麼單單避開它？猜想除了怕這四個字會惹禍上身外，更主要的，是出自對吳天章的尊敬佩服，不想冒犯吧！

南瓜御墨

乙亥年的製墨盛況，連皇朝大內也軋上一角。而且所製不同於前面各款，多方展現當時製墨業的工藝技巧與創新。這錠墨是由大師汪近聖署名的南瓜「御墨」（圖六），寓意深厚、精彩絕倫。（按：本墨原版所刻應為康熙乙亥年內務府造，轉為市售墨後，始具汪近聖名。）

　

圖五　南瓜御墨。瓜身十二瓣，有花葉蔓，面寫「御墨」，鏤蝴蝶、螳螂，底圓凹圈內印「康熙乙亥年汪近聖造」，直徑10公分，厚4公分，重410公克。

康熙時的大內製墨，一向中規中矩。雖然用料扎實，作工細膩，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絕對是墨守成規。因此造出來的少有創新，拿來書寫用自然有餘，若要供賞玩擺設，除了墨上的「御」字還有吸引力外，實在乏善可陳。

然而這錠南瓜御墨卻出人意外！本身精美華貴不說，上面的螳螂、蝴蝶、花葉蔓等，共同組成寓意豐富的吉祥圖，讓原本平凡不怎麼討好的墨，頓時喜氣洋洋，人見人愛。

這話怎講？螳螂、蝴蝶會是吉祥物嗎？根據大家所熟知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螳臂當車」、「莊周夢蝶」等成語來看，它們所帶來的印象並非如此啊！

其實撇掉這些帶有哲學涵義的話，在民間小老百姓的眼裡，會飛的小生物常常有他們美好有益的一面：他們就像傳遞老天爺信息的使者。在那靠天吃飯的時代，幻想他們的飛翔帶來吉祥，變成了小老百姓的悄悄心願。

螳螂體態矯健，靈活地揮舞著兩隻大刀，捕捉害蟲（如今許多有機耕作，都復古以螳螂來取代殺蟲藥），因此以它象徵瀟灑、勇氣、和無畏。而「螳」與「堂」同音，「螂」與「郎」同，從而聯想到金玉滿堂、如意郎君等富貴吉祥情境。所以古代用它來表徵理想中的男子漢，十分貼切。

蝴蝶既美麗又輕盈，恰似女子的姣好體態，故常用來比喻愛情和婚姻的美滿和諧。而「蝴」字發音像「福」，「蝶」則與表示高齡長壽的「耋」字同音，使得蝴蝶的出現，可遐想傳來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以及對家人長壽的祝福。

此外蝶字又與「瓞（小瓜）」同音，故在墨上所見的蝴蝶與南瓜及其葉蔓的組合，就形成「瓜瓞綿綿」。瓜瓞多子，又藤蔓相纏，最能代表子嗣興旺、世代綿長。此外螳螂、蝴蝶每次產卵都孵化出上百幼蟲，更加深此多子多孫的祝福。

如此看來，這錠御墨顯然是用來慶賀一位皇室成員的大婚之喜。並且還不是普通的皇子皇女，才如此大費周章，捨大內的墨匠不用，而去找徽墨名家汪近聖來精心巧製，以避免墨守成規，尋求創意創新。

果然，經過慎密搜尋後，終於發現新郎是康熙親封的太子。康熙乙亥年五月，皇太子大婚禮成，六月即冊立皇太子妃，並派遣大官去祭太廟（皇室家廟）稟告此事，顯示出康熙對此的重視，難怪大內要特別逢迎，還委託外製這錠墨。

這位皇太子是大清朝唯一從小正式冊封的，才一歲多就當上時為世界最大最強國家的接班人。他恐怕是中國歷史上當皇太子最久的一位，將近四十年。任期之長只輸給現代英國的查理王子、泰國的哇集拉隆功王儲。只是他最後兩度被廢，不僅沒接班、甚至被幽禁至死，連雍正當上皇帝後也不釋放他。當時康熙有二十四位活著爭權的皇子，勾心鬥角機關算盡者大有人在，倘若自己不修德盡孝心狠手辣，即使再多的南瓜螳螂和蝴蝶，也無濟於事飛不來好運啊！

結論

康熙乙亥年的墨，如此多嬌，也讓人無意間一窺康熙朝的盛世風華。曹寅的犬馬效力、程正路的進退徘徊、程增的長袖善舞、王元烈的邊陲親民、吳天章的心懷故明、乃至南瓜御墨上的吉祥寓意，固然是康熙盛世無足輕重的點點滴滴，卻也反映出，在康熙多年的銳意經營、權謀包容交互運用中，所孕育出的璨爛光華。

可惜的是，盛世中仍不免遺憾。成一家之言點評金瓶梅的張竹坡，這年雖能出版它的鉅作，卻在康熙提倡道學（理學）來幫助他統治的情況下，始終敵不過民間因此根深蒂固的觀念，未能贏得家族的認可接納，以致於三年後就鬱鬱得病而死。對照曹寅跟他一大群文人朋友，以及他們所留下的風花雪月詩詞唱合，張竹坡和他的書的沉寂埋沒，就像一顆扔進大運河的小石頭，不曾晃動康熙南巡的御舟、更不會引來康熙關注的眼神。

附註

註一

《淵鑒類函》是部類書，中式的百科全書。共四百五十卷，康熙四十年完成，經呈核後於康熙四十九年定版。

註二

《曹寅與康熙》是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於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其中文版於二Ｏ一二年由時報文化出版。

註三

雖受到康熙優寵有加，但曹寅卻絲毫不敢大意。從他的奏摺中，可看到下列文字：「奴才承主上慈恩，無時不念高厚之恩，圖報於萬一也…」，「今蒙聖訓，臣等雖即草木昆蟲，亦知仰感聖化……」（《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十六頁，第四十一頁，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

註四

曹寅禮單析 — 內務府總管海拉遜等奏曹寅進送醃鰣魚等物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江寧織造郎中曹寅送醃鰣魚二百尾，便蛋二千個，醃蛋四千個，兩種玫瑰露八罐，連同漢文單一併送至。  內務府總管海拉遜、多比交與哈哈珠子四格具奏。

奉旨：著交該管處。欽此。

本日將鰣魚、蛋交與尚膳總領喜昌了，兩種玫瑰露交與清茶房首領太監曹家昇、王成德了。（《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九頁，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  按：鰣魚味極鮮美；便蛋又稱松花蛋，色琥珀，由雞蛋所製；鹹蛋即鹹鴨蛋；都是江南土特產。滿人入關後，飲食快速融入漢人口味。鰣魚便蛋鹹蛋的大量進宮，是個明證。

註五

江寧織造曹璽進物單 — 江寧織造理事官加四級臣曹璽恭進。 計呈：

轎一乘 鐵梨案一張 博古圍屏一架 滿堂紅燈二對 宣德翎毛一軸 呂紀九思圖一軸 王齊翰一高閒圖一軸 朱銳關山車馬圖一軸 趙修祿天閒圖一軸 董其昌字一軸 趙伯駒仙山逸趣圖一卷 李公麟周遊圖一卷 沈周山水一卷 歸去來圖一卷（御書房收） 黃庭堅字一卷（御書房收） 淳化閣帖二套 天寶鼎一座（自鳴鐘收） 漢垂環尊一座（自鳴鐘收） 漢茄袋瓶一座 秦鏡一面 琺瑯象鼻爐一座（自鳴鐘收） 琺瑯索耳爐座（自鳴鐘收） 琺瑯花觚一座（自鳴鐘收） 宋磁菱花瓶一座（自鳴鐘收） 窯變葫蘆瓶一座 哥窯花插一座 定窯水註一個（自鳴鐘收） 窯變水注一個（自鳴鐘收） 漢玉筆架一座（自鳴鐘收） 英石筆架一座（自鳴鐘收） 漢玉鎮紙一方（自鳴鐘收）紫檀鑲碧玉鎮紙一方 竹鎮紙一個 竹臂閣一個 竹筆筒一個（自鳴鐘收） 竹筆二枝 竹香盒一個 雕漆香盒一個 竹匙筯筋瓶二副 太極圖端硯一方 程君房墨四匣（自鳴鐘收）桑林里墨二匣（自鳴鐘收） 吳去塵墨二匣 龍蔥一座 竹箭桿十根  （《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五頁，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

黃台陽

古代君王，即使眈於逸樂不理政事，總免不了在些奏章上批可畫押。這自然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墨。只是太監在旁代勞，大多視而不見。沒關愛眼光，更無所謂其來處、品質好壞、書寫效果等。這全拜之前提過的，西周時就定下來的「九貢」中的「物貢」。它包含了皇上（朝廷）吃用的雜物，及各地特產。墨在其中既不珍貴也不顯眼，收到後丟進倉庫，用時再拿。來得容易又不花錢，當然不會沒事找事做，想到由朝廷來製御墨。

三國時代，曹操的孫子魏明帝曹叡，本有機會開御墨先河。他的光祿大夫（高級顧問）韋仲將，不但書法好，還製墨有招。在奉詔為新建宮殿題字時，嫌提供給他的墨不好，說了句名傳千古「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言下之意我韋某人所造，比皇上您用的好多了。可惜曹叡沒他祖父和老爸曹丕那般機敏，沒開金口把韋大師留下來製墨，或要他開班授徒，幫朝廷招批人來製御墨。錯失先機，平白將首創的頭銜讓給了唐玄宗（明皇）李隆基！

李隆基首創御墨，其來有自。他書法好（現存泰山岱頂上的《紀泰山銘》石刻可證），個性浪漫具藝術家氣質（興辦梨園、操樂器、作霓裳羽衣曲、粉墨登場等），故在年輕被貶到以產製潞墨出名的潞州（今山西長治）時，會不嫌髒亂，好奇試製些墨。日後且渲染所製出現自稱「墨精」、「龍賓」的小道士的神蹟，而將之命名為「龍香劑」。這墨還有他獨門配方，萬曆年間進士王象晉編的農書《群芳譜》內，就記載了「唐明皇以芙蓉花汁調香粉，作御墨，曰龍香劑。」（詳見《墨的故事˙輯一  墨客列傳》 第七章 。）

同他一樣與墨結下深緣的，還有五代的南唐李後主與北宋徽宗。李後主酷愛好墨，曾經非李廷珪所製不用；宋徽宗更瘋狂，迷墨迷到自創以昂貴的蘇合油來製墨。這三位的浪漫個性，促進了御墨的發展。但必須指出的是，三人墨上都沒簡潔的「御墨」二字。明皇和徽宗的墨有名字，但是否刻在墨上，或究竟有無刻字，均無法求證。李廷珪為李後主所製，根據北宋李孝美《墨譜》所載，上面寫的是「供御香墨」，算是最接近的了。（圖一）

圖一　李廷珪「供御香墨」墨樣。轉錄自北宋李孝美《墨譜》

龍香御墨

明成祖朱棣的孫子明宣宗朱瞻基，不像乃祖那般好大喜功，反而在許多方面與明皇、後主、徽宗相似。世人皆知他親自參與設計監造的宣德香爐，卻往往忽略他浪漫富藝術氣息，兩岸故宮都藏有他不少書畫。他還喜歡鬥蟋蟀（促織），致有「太平天子，促織皇帝」之稱。如同唐明皇寵楊貴妃，他寵孫貴妃，甚至寵到廢除皇后改立孫氏。如此個性，會不會像明皇、後主、徽宗一樣對墨有所迷戀呢？

典籍中未見記載，但有實物可窺風采。張淑芬主編，2007年出版的《中國文房四寶全集  墨》內，刊出兩錠北京故宮藏龍香御墨。（基於尊重智慧財產權，歉未轉載。意者請網閱。）而手邊恰有近似品（圖二），可探其妙。左錠寫宣德元年（1426）製的，略大於故宮的第一錠，兩者正面題字與背鏤龍戲火焰珠紋均同。引人注目的是，此錠的龍戲火焰珠紋係雕於凹地之上，相對較難。圖二右錠的文字與雙螭圖設，類似故宮的第二錠，但在上下左右四端加上金色雲頭紋，為故宮藏品所缺。

圖二　龍香御墨。牛舌形，左：正面陰文楷書「龍香御墨　宣德元年製」，背凹底鏤五爪龍戲火焰珠紋。長寬厚 13.1×4.6×1.2公分，重 82公克。右：雙面四端敷金雲頭紋。正面額珠下，金首敷綠雙螭拱陽文隸書「龍香御墨」，背陽文「宣德年製  工部臣胡進言督造」，長寬厚 27.5x9x3公分，重 908公克。

圖二右錠的碩大體型（長寬厚 27.5x9x3公分）、光鮮敷彩、馨香撲鼻、顯得匠心獨運。而些許墨霜，益增雍容華貴，流露出皇家特有的氣派。督造的工部胡進言，不知何官職，但督造用心，令人驚豔。宣德皇帝曾經賜龍香墨給大臣夏原吉與書法家沈粲。沈粲有詩說：「⋯ 新樣龍香墨制佳，⋯ 」（註一）既然提到新樣，有可能即此形制。只是這雲頭紋美則美矣，畢竟故宮藏品所無。令人不得不猜疑是否後人所仿。這點留到下節看了明代其它墨後再談。

之後的成化、嘉靖、隆慶、萬曆年，也都製龍香御墨。張正芬書內刊載了隆慶年的兩錠。一呈銀錠式，正面陰文楷書「龍香御墨 大明隆慶年製」，背飾龍戲珠紋，周邊飾朵雲及火焰，現藏故宮。另錠圓形，正面描金雙龍戲珠圖紋，拱凹底方塊內楷書陽文「龍香御墨」四字，背面楷書陽文「大明隆慶年製」，藏天津博物館。兩錠都是綠色。雖然其形不再牛舌，但題字與紋飾仍依前述模式。看來造御墨的工匠還真輕鬆，一招半式就在內廷待下去。（按：明代製作御墨係司禮監下所設經廠之責。詳《墨的故事˙輯二  墨香世家》  第五章。）

 

天府御香

圖二左的龍香御墨似有姐妹品「天府御香  宣德元年製」墨。（圖三左）由於它名內有「御」字，故納入御墨之列應不為過。它非牛舌形、較長、但形制同於龍香御墨。尤其背鏤的五爪飛升龍，生動有勁絲毫不讓。只是故宮藏墨中未見提起這個名字的，是後人穿鑿附會，還是真有此御墨？

 圖三　天府御香墨＋墨樣。左：正面額珠，墨名下寫「宣德元年製」，背鏤五爪飛升龍，長寬厚 12.9x3x1.1 公分，重 66公克。中：雲頭紋下分寫「天府」和「御香」，再下各鏤五爪龍，背面左下「壬午年海陽/方于魯珍藏」。長寬厚 22.2x8x2.5 公分，重 450 公克。右：墨樣轉錄自《程氏墨苑》。

好在這個墨名及墨樣（圖三右），在《程氏墨苑》、《方氏墨譜》、方瑞生《墨海》內均載，圖示完全相同，故只轉錄程氏書內的備考。實品則有方于魯所製（圖三中），非常精彩。牛舌形，不僅五爪龍造形生動雕工細膩，上端所鏤鑲紫邊的雲頭紋，尤貴氣逼人。墨背左下刻寫「壬午年海陽/方于魯珍藏」。海陽係徽州休寧縣的古名，壬午年是萬曆十年（1582）。此時方于魯應在程君房的贊助下已自行開業，兩人關係可能還沒變壞。故此墨樣出現在兩人各自書中。

如此證明天府御香的墨名，當時已有。或許程、方兩人見到宣德元年該墨後，心有戚戚來個精進版，以獻給酷愛書法的萬曆皇帝。據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一章：「萬曆年方十歲，就能書寫徑尺以上的大字。」後因張居正規勸，其書法日課才於1578年他十五歲時取消。萬曆壬午1582年，張居正病死。沒了嚴格督導的，恰是萬曆盡情書寫，激賞好墨的時候。此時不獻待何時？而只在墨的上端轉植胡進言督造墨上的雲頭紋，左右下端無，讓出更多遨翔空間給體型矯健的五爪龍，想來更合萬曆終於擺脫張居正壓力的心情吧！

不過細比方于魯所製和旁邊的墨樣，發現天府兩字下面的龍，各朝東西不同方向。這怎麼回事？難道方于魯製墨時弄反了？因為三本書內的墨樣都一樣，不可能大家都錯啊！然而，確實都錯了。當初刻版時可能想對稱美觀，直覺把兩條龍的方向畫反，卻忘了檢查當龍的上下半身分別在墨的正背面時，能否接合。

至於前面所提，胡進言所督造的龍香御墨上，四端皆有雲頭紋的疑慮，此時有了部份解答。因為圖三的墨樣指出，至遲萬曆年間已有上端的雲頭紋。倘若能在更早年代的墨上找到上下左右都有雲頭紋的來對照，那就更理想、更有助於對胡進言督造墨的認定了！

 

圖四　國寶墨。牛舌形，正面模印雙龍，中陰識「國寶」，背面四端雲頭紋，中書「大明永樂年造」。長寬厚 24×9.5×2.6公分，重 716公克。

台北故宮藏有一式六錠，共收在蒔繪花卉紋木盒內，載「大明宣德年造」字樣的「國寶」墨。（請上網參閱。）它有多款後世仿製，其一除了把年號改為「永樂年」外，其餘基本相同。（圖四）藉由此墨所載上下左右四端的雲頭紋，可知除非故宮藏墨的年代有誤，否則圖二右之胡進言督造墨的可信度極高。

綜合可知明代的御墨單純。從宣德年開始，不是龍香御墨就是天府御香，最多加個國寶墨。上面的裝飾，除了龍和雲紋，一律從簡。嘉靖年的資料顯示，在司禮監內負責製墨的，有黑墨匠七十七人，之後相信也大致維持此數。這麼多工匠，御墨卻沒啥進步，是後代皇帝遵祖制不變，還是他們懶散無心？而滿清入主後，接收這批太監和工匠，是蕭規曹隨，還是新人新氣象？

康熙御墨

滿清入關後的第一位皇帝順治，以寵愛董鄂妃顯示出他的浪漫，不輸唐明皇李後主等。假以時日該有可能幫御墨開展新猷。可惜他先遭多爾袞壓制，接著老媽孝莊皇太后盯他，還不滿二十三歲（1661年）就早死，沒來得及表現，改進御墨之事得等他兒子。

康熙從小愛寫字，親近墨自不在話下。只是當時在內廷造御墨的，多為明末舊人，他這個小皇帝有得用就好，不喜歡也沒得挑。康熙六年他十四歲親政，隨後軍國大事接踵而來。如清除鰲拜、伸張皇權、削平三藩、收復台灣、驅逐沙俄等，忙得他席不暇暖。整治御墨這等小事，即使有心也得擱下。還是等等吧！

當時內廷造的御墨什麼樣子？題寫了「康熙乙丑年（24年，1685）內務府監製」的，恰可一窺其貌。（圖五）它沒特別命名，只在「御墨」兩字下鈐上「天府永藏」御印。外觀平淡乏味少事雕琢，方正規矩充滿匠氣，有如撲克面孔。往好方面講，它上體樸實君心，有助抑制奢華；挑剔些來看，則不免偷懶怠惰敷衍了事。尤其說是御墨，卻像在為內務府張目。英明如康熙，看了想必不是滋味。

圖五　康熙乙丑年內務府監製御墨。雙面文武框，內鏤細螭紋；正面「御墨」下鈐印「天府永藏」；背書「康熙乙丑年內務府監製」。長寬厚 22×6.4×2.3公分，重 488公克。

整治的時間終於來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第二度南巡後，次年即把負責他的文字翰墨工作的，整合為新單位御書處：「專司鉤摹御筆、鐫刻、拓印、制墨及朱錠等事。」新單位冠了「御」字，顯然要就近督促嚴加看管。御書處內設有墨的作房，人員編制十五人，比明代少了許多。人少不便混水摸魚，得好好工作。然而若只是新瓶裝舊酒，憑什麼就能造出好御墨？

這全靠他對徽墨有了新的認知。原來他南巡時，據說有功名在身的徽墨大師曹素功，進獻了一套所製的黃山圖墨。康熙用了非常滿意，讚賞有加。鑑於所寫隱泛紫光，遂御書「紫玉光」三字頒賜。這一來他與時下徽墨搭上線，曉得質地不輸古人。之前他用的徽墨都是明代所遺。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間任江寧織造的曹璽（曹寅之父），就曾進貢程君房墨四匣、桑林里墨二匣、吳去塵墨二匣等上好明墨。（註二）曹素功此舉是否真屬實縱有爭論。（按：詳前文《清代（一）：曹素功與紫玉光墨》。）但接觸徽墨應不假，也讓他對改進內廷御墨有了想法。

細看御書處成立後的御墨，可知改進成效。有錠康熙辛未年（30年，1691）、亦即御書處成立次年製的。（圖六）正面的安排大致相同：無特定命名但有鈐印（改為「鴻寶」），有製作年份但去掉「內務府監製」的字眼。鮮明對比的是其邊框和背面龍紋。粗厚邊框本已莊嚴肅穆，其上雲蝠交織更添富麗堂皇。五爪盤龍正面逼視炯炯懾人，彰顯天子無上威儀，似監督臣下不得逾矩。如此圖案如此雕刻，絕非墨作房的舊匠在一年內，就能脫胎換骨做出來的。關鍵在那？

圖六　鴻寶御墨。雙面粗框上雕雲蝠紋；正面額書「御墨」，下「康熙辛未年製」，鈐「鴻寶」印；背鏤正視五爪盤龍，五爪伸，周飾卷雲流雲紋；左右側均寫「養心殿藏墨」，直徑 14.9公分，厚 2.1公分，重 421公克。

就在所攜回的徽墨。御書處的墨作房從此與徽墨搭上線，遵祖制傳統的，不須太多雕飾的，仍然自己做，其餘就畫好圖樣，部份或全部轉包給徽墨肆代勞。為了有所區別，墨上又出現「御用」和「御製」的寫法。百分之百大內製，僅供皇上使用的，就冠以「御用」。近代藏墨大家尹潤生和周紹良的書內，都提及有錠面題「雲漢為章  大清康熙年製」，背橫書「御用」，下寫「淵鑑齋摹古寶墨」的。它通體漆衣，僅題字無雕飾，乃是御用墨的代表作。而寫御製和御墨的，就多少有徽州工匠的投入了。

有些墨不只雕飾受徽墨影響，可能整個設計理念都從它而來。有錠上寫「內殿輕煤」的御墨（圖七左），擺明了它的煙炱來自御書處的墨作房。但究其設計，無疑與明代的「劍脊」墨密切相關。（圖七右）該墨樣《程氏墨苑》、《方氏墨譜》均載，墨上中稜線兩側羽毛似的雲氣紋，與墨名中的「輕」字呼應，也影射墨的輕巧。作為難得少見的宮廷賞玩墨，它表露出康熙輕鬆的一面。

圖七  內殿輕煤御墨＋劍脊墨樣。左：漆衣葉形，額書「御墨」，中棱線兩側有雲氣紋；背寫墨名。長寬厚 9.6×2.7×0.9公分，重 32公克。右：劍脊墨樣，轉錄自《程氏墨苑》。

乾隆御墨

御墨的演進，在乾隆朝達到最高峰。一方面因祖父康熙已引領出與徽墨合作的大方向；再者乾隆本人自命風流，凡事以祖父為師，有樣學樣且力求發揚光大。老爸雍正夙興夜寐了十多年，天下整治得國泰民安，讓他有本錢風流。何況弄墨，不也雅事一樁？他多次詠墨（註三），也為據稱是李廷珪製的「翰林風月」墨，在養性殿內闢室存放。古今中外皇帝，論起愛墨，還得稱他第一名！

所以上任沒幾年，他就傳令物色徽墨名家北上，協助提升內廷御墨的水平。乾隆六年（1741），大師汪近聖之子汪惟高應詔入宮，教習製作約三年。此後許多御墨一改康熙年代的素雅風貌，不僅雕刻細膩繁複，還畫面新穎多樣，色彩華麗堂皇。如此益顯天家高貴，對了乾隆喜新愛現的口味。於是御墨成為他自誇才華的工具。

圖八　御詠四靈詩墨 － 龍。圓盾型，面凸背凹。雙面文武框，內鏤纖細螭紋，底敷金。正面五爪龍，綠髮朱面金身，矯健遨翔彩雲間；背楷書陰識填金：「御詠四靈詩　神變雲從伊化權  為霖施溥利農田  灋經行健象君德  敢不時來勵體乾  右龍」。直徑10.5公分，厚1.68公分，重224公克。

在乾隆授意下，許多御墨都以一套多錠的方式，刊刻其詩和對應圖繪，成為精美珍賞墨。如這一套四錠「御詠四靈詩墨」中的「龍」墨（圖八），它正面威視的五爪龍，類似圖六康熙御墨內的。然因墨似曲面圓盾，故其彩裝浮雕在凸面上的龍，勢如騰空而出，畢顯皇家威儀。墨背凹面刊刻的乾隆詠龍七言絕句，不容易懂。此墨與另三錠詠鳳、麟、龜的，共組成套。民間有仿製，只是質地粗糙完全不能比。

圖九　乾隆甲子秋月御題詩墨。十邊凹弦形，鏤雲蝠紋飾。面行楷「鬼工磨刃劀山骨  女媧乏材補天窟  琉璃罘罳失顏色  光奪青銅凜毛髮  不圓而方崒且光  都尉憨直絳侯訥 勸思負扆其可忽  乾隆甲子秋日御題」，鈐「惟精惟一」、「乾隆宸翰」。背鏤行經樹下騎馬書生，後隨二僮，一扛大扇，另挑行李書篋；上方右雕亭閣，欄杆後三女，一坐二站，似正談論主僕。直徑 11.2公分，厚 1.8公分，重 238公克。

有的御墨不僅附詩，還是乾隆御筆親題，像在表現他詩書畫三絕似的。如這錠「乾隆甲子（九年，1744）秋月御題詩墨」（圖九），十邊凹弦形不拘一格，紋飾雕鏤精細，畫面亦稱豐富。只是這首御詩七言七句，比起上錠墨載的，更為深奧難懂。背面騎馬書生與圍欄後三女的圖繪，也不知與詩有何關連。乾隆的博大精深，顯然深不可測。他這錠墨的設計安排，非凡夫俗子所能了解。

圖十　天府永寶御墨＋曉艷寒香御墨。左錠；墨床形，面鏤（獸首）雲紋；底面橫書「御墨」，中鈐「天府永寶」，下寫「樂壽堂珍藏」。長寬厚10.3×2.4×1.5 公分，重 44公克。右錠：雙面框上飾半花紋，漆衣，正面橫書「御墨」，下寫墨名，鈐「德充符」；背鏤牡丹花葉枝，敷彩；兩側分寫「大清乾隆年製」、「淳化軒珍藏」。長寬厚 12.5×2.8×1.2公分，重 60公克。

好在乾隆沒下令所有御墨都得刊上他的詩。從而讓些免於教條的，得以披露出徽墨帶來的新鮮。如有錠墨床造型的，正面鏤如意雲紋，文字卻藏在墨底，秀麗玲瓏美觀大方。（圖十左）另錠「曉艷寒香」邊框上的半花彩飾紋，與墨上題銘及牡丹畫面巧妙搭配，營造出迷人的繁花簇錦與暗香浮動。（圖十右）甚至老工匠熟悉的明代牛舌御墨，也遭借用翻新。乾隆辛卯年（36年，1771）的這款（圖十一），較明代御墨不僅多兩圈敷金細框及雕飾，也將原有上下左右四端的雲頭紋複雜化些。而賣弄雕刻技巧，正是徽州工藝所長！（按：乾隆御墨取材多端花樣百出，此節略論其引進徽墨工藝事，餘將另闢專文介紹。）

圖十一　乾隆辛卯年御墨。牛舌形，雙面外圈敷金細凹框，內飾回紋；內圈凸框上雕須彌座紋，其外上下端飾雲頭紋，左右雙螭戲火龍珠；面楷書隸意「御墨」，下鈐雙螭戲珠拱「內府珍藏」；背「大清乾隆辛卯年製」。長寬厚 23.4×9.4×2.4公分，重 856公克。

小結

御墨亮眼與否，跟它的主人息息相關。明代宣德皇帝才華浪漫兩者兼具，故首先拍板出龍香御墨的格式。然而後繼子孫大多勤於享樂，墨有得用就好，一味沿襲守舊而無心顧及與民間徽墨的同步發展。宮內司禮監轄下白養了一大群黑墨匠。

這個情況到雄才大略且喜愛書法的康熙帝手上才得改善。他南巡獲徽墨大師曹素功獻墨後，有感御墨固步自封。於是改組成立御書處，將墨作納入其內，以就近督導向徽墨看齊。乾隆進一步要徽墨名家進京幫內廷墨匠在職訓練，終於讓御墨和徽墨之間建立良好互動，大幅提升御墨水平且進階為乾隆的揮灑工具。御墨就此臻於顛峰。

可惜乾隆之後國力日衰，子孫雖不像明代中後期皇帝般無心，卻也無力有效應對東漸的帝國主義，遑論在御墨上有所作為了。嘉慶、道光、同治各朝都有御墨傳世。但無論外觀質地，皆守舊無新意。數量上更愧對先人。一度輝煌的御墨，隨著大清的衰微，也只有黯然嗚呼了！

附註

註一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35《夏忠靖公傳》：「⋯（宣德四年）上元侍宴，賜紫瑛硯、龍香墨。 ⋯ 」；沈粲《行書致曉庵師詩札頁·龍香墨》：「⋯ 右硯、墨、紙、筆、山。宣德丙午所賜臣粲者。間成五咏，以寓感恩頌德之萬一。⋯ 新樣龍香墨制佳，九重頌賜倍光華。⋯」

註二　〈江寧織造曹璽進物單 — 江寧織造理事官加四級臣曹璽恭進。〉《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五頁，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

註三　乾隆詠墨詩之一：「墨卿用益多，文房作良輔，十二列龍賓，寶輝掞天府，松根結紫烟，馥郁光華吐，研磨展宏勳，洗滌闕堪補，石友佐成功，相投滴水乳。」

　　　　　黃台陽

墨是古代書寫的必需品、且為消耗品，因此各地對它都有大量需求。只是當時交通不便，大區域的商品經銷網無從建立；而製墨的主要原料，松煙和動物膠，並不稀罕，幾乎各地都垂手可得。因此若說全國只有少數地方製墨，那絕對不是事實。

然而在人工製墨超過兩千年的歷史裡，能夠留下名聲的產地，屈指可數。最早是東漢時候的隃麋（今陝西千陽縣一帶），其後像是東晉時的江西廬山、南北朝興起後的河北易水流域、唐朝時的山西潞州（今長治市）、以及五代南唐開始至今的安徽歙州（北宋時改稱徽州），都在製墨史上赫赫有名。其他產地默默無聞，大多淹沒在歷史長河裡。

這些產地之所以成名，一是當地有茂密松林，再來離最大的市場－京城不遠（或兩地交通便利），加上投入者眾形成產業聚落，以及得到知名文人的捧場宣揚等。像前述的徽州，有黃山取之不盡的松樹、又在南唐時離首都金陵（南京）不遠、從北方易水避亂來的奚鼎等製墨家族帶來技術、形成扎實的產業聚落，加上李後主和其官僚的錦上添花多加揄揚，方能成就徽墨的霸主地位，綿延千年不衰。

但是到了清朝末年，許多徽州起家的墨肆、包括執牛耳的曹素功，竟捨棄老家，搬到上海去另起爐灶從零做起。這是為啥？衡量當時的上海，既無茂密松林、又乏產業聚落，怎麼看都不是製墨的地方。這些墨肆老闆難道吃錯藥，頭殼壞了？還是在家鄉出了問題混不下去，必須跑路？

更令人驚訝的是，到了這以製墨眼光來看，是個鳥不生蛋的地方的上海之後，它們不僅存活下來，甚至欣欣向榮、開創出在徽墨中獨樹一幟的「海派徽墨」。這個名稱，即使有些藏墨家、談墨作家、以及墨的研究者不見得同意，但大致都不會忽視。這些在上海立足的墨肆，確曾為徽墨注入新氣息，產製出另類風格的墨品。

出走到上海

墨肆出走上海，是咸豐年之後的事。讓這些在徽州已根深蒂固（曹素功當時在徽州歙縣已立足兩百年）者，必須離鄉背井的原因，說來辛酸。

自從李廷珪家族及其他易水流域的製墨者，在唐朝末年移入徽州展開製墨後，千年來雖然外地一再遭遇異族入侵、百姓流離、朝代更替等動亂，但徽州製墨者卻大致能堅守家園操持祖業，並沒受到嚴重干擾。主要原因是徽州特殊的地理環境。

處在黃山與天目山兩大山系之間，徽州人對自家土地有傳神的描述：「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農田和莊園。」換句話說，在徽州一萬多平方公里（約台灣的三分之一強）的土地上，只有約百分之五供農耕和居家生活。其餘都是山地丘陵，夾雜些河流湖泊。這使得徽州對外交通不便、農產嚴重不足。這在平常日子，雖造成徽州人生活艱辛、發出「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的浩嘆；但遇到外來動亂，這種封閉環境卻讓徽州易守難攻，鮮少成為侵襲的主要目標，從北宋後期方臘之亂以來大致如此。明朝戲劇家詩人湯顯祖，嚮往徽州環境所帶來的安定與保守，就留下「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註一）的絕句，有墨旁證（圖一）。

　　

圖一  無夢徽州墨。正面墨名，背鏤（徽州）山水，側題中團老墨堂。長寬厚 9.6×2.3×1公分，重30公克。

然而到了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攻占南京，戰火燒到江南，情況頓時改觀。徽州崇山峻嶺的天然屏障，對起家廣西山區、以伐木燒炭採礦為生的太平軍而言，像家常便飯，毫無北方騎兵部隊不能適應徽州地形的問題。加上徽州處九江、安慶、南京、杭州等地的戰略要衝，是太平軍維繫這些據點生命線的必戰之地，於是徽州的厄運降臨了！

從咸豐四年太平軍首次攻進徽州，到十年後天京（南京）被湘軍攻破、太平軍殘部經徽州竄逃為止，徽州府所轄的六個縣，除了府衙所在的歙縣縣城只被攻佔四次、略少之外，其餘五個縣城都被攻佔過至少十次以上。所造成的慘況，曾國藩有封奏摺說：「徽州和江寧一帶，互賣人肉來吃，幾十里的田野都沒人耕種，村莊不見炊煙。」（皖南及江寧各省，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烟。）你說慘不慘！

近代對徽州因太平軍而導致的人口損失研究，更凸顯出戰爭燒殺的慘烈。據指出在戰亂前，徽州人口約二百七十萬人。但亂後直到光緒三十年，隔了四十年之久，人口只回增到八十二萬。換句話說，戰亂期間可能近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流離或化為白骨，農工商基礎建設的破壞，更無法形容。

咸豐十年，太平軍再次攻陷歙縣的徽州府城。地處戰火圈的曹素功墨肆，面對滿目瘡痍無以為繼，只得忍痛搬遷。帶著歷年積存下來、靠它吃飯的墨模和些存墨，經過蘇州（當時還在太平軍掌控下）、遷入上海重起爐灶。而其他墨肆如胡開文、詹大有等，也都或早或晚進入上海。

為什麼是上海？而不是其他依山傍水、出產製墨原料的地方？

這應是當時唯一選擇。因為在墨肆已有多年根基的文化大城如蘇州、杭州、揚州、南京等，都同樣陷入戰亂而百廢待舉。如素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美譽的蘇州、杭州，經過太平軍的占領、與後繼清軍的燒殺擄掠，人口都劇減到只剩三分之一或更少。更別提原有的工商行會組織、上下游產銷供應鍊等，全都瓦解，市場尤其萎縮。遷去的話，靠什麼活？

反觀因鴉片戰爭而於一八四三年開埠的上海，短短十幾年間已成為長江流域最主要的外貿吞吐口，土洋貨物雲集，製墨原料也不例外。而太平軍對上海，最先忌憚洋人群集租界而有所遲疑，後雖有忠王李秀成率軍進攻，卻又逢李鴻章的淮軍聯手洋人傭軍（如常勝軍）有效對抗，功敗垂成。於是在長江其他通商口岸如漢口、九江、南京、鎮江都萎靡不振的情況下，上海一枝獨秀安然坐大，成為不折不扣的樂土、大家避難的天堂。

此時江南稍有資產能逃的，都為之蜂湧嚮往。幾年間逃進上海的超過十萬人。除工商百業外，當然不乏起自平民、能文善畫的讀書人。他們因篤信儒家而遭太平天國排斥、流落異鄉。在結交上海本地的書畫家後，終能靠著書畫本事謀生養家，共同為上海畫壇種下求新變數。

這其中固然有庸俗膚淺只求餬口之輩，卻也不乏佼佼特出、獨領風騷如張熊（字子祥）、胡公壽、趙之謙、楊伯潤、錢慧安（字吉生）、任頤（字伯年）、吳俊卿 （字昌碩）、乃至較晚的王震（號白龍山人）、黃賓虹、傅抱石、張大千等。他們互相牽引、彼此激勵。面對環境變遷人事滄桑、土洋百貨充斥、市面畸形繁榮，加上華洋雜處、西方美術及開放觀念入侵、使得他們眼界大開。因此所畫題材大多跳出傳統的大塊山水、宮廷樓閣、仕女工筆等，而走向線條簡明、隨筆的花鳥竹石、人物生活小品。

從植基於北方的宮廷文化來看，上海的繁華可稱離經叛道。即使對洋務有所了解的左宗棠，也曾稱上海為「江浙無賴文人之末路」。於是以北方為主的傳統衛道之士，對上海蘊釀出的文藝、繪畫、戲劇等文化現象，動輒以帶有輕蔑的語氣冠上「海派」之名。好在快速開放觀念日新的上海，對此毫不介意，於是「海上畫派」就此成為上述畫家的代名詞。

畫家作畫講究好墨，而好墨需要畫家口碑，兩者互利互惠。早在明朝萬曆年間，製墨兩大宗師程君房與方于魯就首開風氣與畫家合作，在墨上刻繪他們的畫。乾隆皇也曾把喜歡的古畫交付依圖製墨。只是後來在保守的心態下，這種好傳統竟然中斷，雙方形同陌路。如今沒想到，無情戰火竟成媒介，把遠隔的兩方都逼到上海。同是天涯淪落人，此時可不經他人就直接論交合作。於是天時地利人和，「海派徽墨」璀燦登場。

海派先驅張子祥

海上畫派的先驅張熊（號子祥），很早就由浙江嘉興到上海發展。他的作品雅俗共賞，畫風流行於上海、蘇杭。授徒之餘，也帶動一批畫家活躍畫壇，時稱鴛湖派。（嘉興的南湖舊稱鴛鴦湖，簡稱鴛湖，與南京玄武湖、杭州西湖並稱江南三大名湖。）這樣的人選，當然是墨肆合作的對象。

他有幅畫，就被曹素功採用在兩錠墨上（圖二）。它們背面所鏤刻的花，由於著色不夠理想，原本難以分辨。好在右錠墨花葉旁的題字「仙人披鶴氅素女不紅妝」給了線索。原來這兩句話，出自唐朝詩人劉禹錫的「與令狐相公玩白菊」詩（註二）。它表示花的潔白，有如仙人披上仙鶴羽絨的外套，又如清純少女般的不施脂粉。由此可知畫的是白菊的花葉。

　　

圖二　張熊畫墨。左錠正面「袁制軍奏疏之墨」，背鏤花葉，左下「子祥寫」，兩側分題「庚申年」、「琅賢氏」，頂「超漆煙」，長寬厚10.6x3x1公分，重58公克。右錠正面「翰墨」，背鏤花葉，旁「仙人披鶴氅素女不紅妝 子祥寫」，側「徽歙曹素功按古法十萬杵造」，印「凌氏」，頂「超細松煙」，長寬厚9.9x3x1.1公分，重48公克。

左錠袁制軍奏疏之墨背面的花葉，與右錠的如出一轍，只著色上有別。它雖然沒寫上劉禹錫的兩句詩，但左下角的「子祥寫」三字，與右錠墨上的完全一致，可知兩錠墨的畫作來源相同。為什麼會來個一魚兩吃？猜測是因張熊的名氣，讓墨肆想多加借重。至於兩錠墨誰先誰後製？以它們的屬性，分別為文人訂製墨和市售墨來看，應該是先有左錠。

張熊還有個淡泊名利的個性。同治年間，宫廷一度徵求畫士，當時的工部尚書潘祖蔭曾推薦他。但自由自在慣了的他，可捨不得上海的開放氛圍，終究推辭不赴而以賣畫維生。

無分貴賤胡公壽

一畫兩墨的情況，在海派另位大老胡公壽的畫墨（圖三的左中兩錠）上，也可見到。同樣是一為文人自製墨－李鴻章墨，另一為市售品的翰墨，都是曹素功所製。左錠以蘭花草和題銘「蘭為王者香不與凡卉伍」，暗喻李鴻章的身分清高；右錠則以此迎合讀書人的自視不凡，曹素功藉著這幅畫左右逢源左右通吃，不愧百年老店薑是老的辣。

圖三右錠墨小巧玲瓏趁手可愛。它用上胡公壽畫的竹，但題字「棲鳳」則有點怪。因為自古相傳：鳳非梧桐不棲，難道胡公壽不知道嗎？

　　　

圖三　胡公壽畫墨。左錠正面「大學士一等肅毅伯李鴻章監製」，背鏤蘭草，下「蘭為王者香不與凡卉伍  胡公壽并題」，印「公」，側「岩鎮曹氏十一世孫監定」，頂「苑香室」；長寬厚 9.8×2.9×1.1公分，重54公克。中錠正面「翰墨」，背同左錠，側寫「徽歙曹素功按十萬杵造」，印「凌氏」，頂「超細松煙」，長寬厚9.7×2.9×1.1公分，重46公克。右錠正面「棲鳳 新安胡開文仿易水法製」，背鏤竹，下「幽窗清影胡公壽作」，長寬厚7.2X1.1X1公分，重24公克。

可別錯怪胡公壽。因為把鳳跟竹聯在一起，早在唐朝末年名和尚貫休的詩中，就出現「粘粉為題棲鳳竹，帶香因洗落花泉」。而明朝開始流行的啟蒙童書《增廣昔時賢文》，更有「庭栽棲鳳竹，池養化龍魚。」讓學童從小琅琅上口，胡公壽自然不例外。這幅畫題寫「幽窗清影」，猜想他家種竹，夜來藉著月光，竹影灑在窗上，契合心境。

胡公壽是上海本地（松江）人，然而卻沒狹隘的地域觀念。落難到來的書畫家，他不但不認為是來搶飯碗的，還特別對有才華的施以援手，其中就有日後大名鼎鼎、為海上畫派掌旗的任伯年。而他發揮上海人講求實際，賣畫時無分貴賤、都必須銀貨兩訖的作法，即使對官府大員也不例外，讓有舊官場階級觀念的人無法適應。以致清末的諷刺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書中第三十七回，還特別記上一筆他與松江知府因賣畫而起的糾葛。對他是褒？是貶？就看怎麼想了。

書畫為善錢慧安

另位出自上海本地的錢慧安（字吉生，號清谿樵子），也是海派大老、與徽墨合作的貴人。生於浦東高橋鎮（古名清溪，故自稱清谿樵子），從小習畫，後進城住在城隍廟與百姓為伍。曾應邀去天津為楊柳青畫舖繪年畫樣稿，使得他有機會從宋元古風的年畫藝術中汲取養分，擅長畫通俗人物。圖四裡的三錠墨上，都有他畫的人物，可見一斑。

　　

圖四　錢慧安畫墨。左錠正面「非人磨墨墨磨人 黃太史臨書墨 洪鈞題」，背鏤道人，左上「朱仙道人 乙丑之秋仿宋人法 吉生寫 洪小云刊」，側「黃氏榮明精製」，長寬厚10×2.3×1公分，重32公克。中錠正面「百壽圖」，印「吉生」，背鏤捧壽桃老翁及持杖僕，側「光緒年製」，長寬厚10×2.3×1.3公分，重66公克。右錠正面「大富貴亦壽考」，背鏤士人向雲端美女拱手作揖，左上「一呼一吸與天通　丁丑仲冬吉生寫胡涼伯定製」，長寬厚10×2.4×1公分，重36公克。

錢慧安熱心公益，宣統元年（一九O九年）與吳昌碩、楊伯潤、王一亭等人在上海著名的豫園發起「豫園書畫善會」，大家公認他「畫名久著」且「敬重倫常」，推舉他為首任會長。這個書畫善會充滿理想，它標價陳列會員作品，助會員行銷。所得半歸作者、半歸會中儲蓄。然後大家討論作公益：施米送藥、救急濟禍、助賑各地水旱災饉等。以當時書畫家賺的是辛苦錢來講，他們的慈悲胸懷，令人感佩。如今許多書畫家或仍有這種情懷，卻不見類似的草根組織，益發襯托出錢慧安的可敬！

賣畫奉母楊伯潤

與錢慧安等一同發起書畫善會、日後也當過會長的畫家楊伯潤，與張熊同籍。因此以家鄉的南湖來為自己取個別號南湖外史。他秉承家學，詩書畫都有所成。戰亂期間（1854年）他來到上海，以賣畫維生並奉養母親，是位孝子。這錠滿州裕壽山家藏墨（圖五），墨背有他畫的梅花及題銘「南湖外史楊伯潤寫於海上」，造於庚申年（咸豐九年，1860年）。

圖五　楊伯潤畫墨。正面「滿州裕壽山家藏」，背鐫梅花兩枝，左上書「南湖外史楊伯潤寫於海上」，兩側分題「庚申年」、「琅賢氏製」，頂寫「超漆煙」。長寬厚10.8x3x1.1 公分，重 60 公克。

光緒四年（1878），在華北華中已蹂躪四年的旱災（稱丁戊奇荒）達到最高峰，估計直接死於飢荒和瘟疫的人數在一千萬人左右；而從重災區逃亡在外的災民不少於二千萬人。上海書畫界為此發起減畫價賑災，胡公壽、張子祥、楊伯潤、任伯年等頂級人士都参加。公訂他們畫的扇面，銀圓二元一件（以七折計）。按書畫慣例，扇面畫算一尺，可見楊伯潤他們正常的潤例（畫價）是每尺三元。相較於當時五口之家每月的生活費在二十元左右來看，這些海派大老的身價令人欽羨。

掌旗風雲任伯年

曾被徐悲鴻稱為「仇十洲以後中國畫家第一人」（註三）的任伯年，浙江山陰（紹興）人，父親是民間畫像師。他家學淵源，從小就展露繪畫天分。據說有次客人於他父親不在家時來訪，回來後父親問起是誰？他雖不知名字，卻能憑記憶畫出相貌，讓父親認出來人而嘖嘖稱奇。

太平軍橫掃江南時，十多歲的任伯年曾被迫在太平軍中掌大旗，鼓舞軍隊前衝，直到戰亂過後才得脫身。這種出生入死的經驗，想必激礪他對生命的感受和領悟，增益他的繪畫心靈。

　

圖六　任伯年畫墨。左錠正面繪美女螺絲精伸手捧大明珠，金光熠熠，右上題「戊寅新秋任伯年寫於海上 松濤刊 麟伯監製」，背面五言詩「子滿又生珠 依然桃花面 變化神如龍 全身不令見 曹素功堯千氏選煙」，長寬厚10×2.4×1公分，重34公克。

後來他到上海以賣畫為生，沒成名時曾住曹素功墨肆，雙方建立深厚友誼。故曹素功許多墨上都有他的畫作，如名花十二客套墨、仁者壽墨等。圖六的墨上有他畫的美女螺絲精，落款「戊寅新秋任伯年寫於海上 松濤刊 麟伯監製」，背面對應的題詩輕鬆詼諧，貼近民間口味，一反傳統徽墨給人的莊嚴典雅形象。

可惜任伯年染上當時的惡習抽鴉片。有一天楊伯潤和畫家戴用柏經過他家門口，看到個小學徒在旁哭泣，就問怎麼了？小學徒哭著說：「幾個月前我家主人叫我送錢來買畫，但任先生一直拖著沒給，主人懷疑我私下把錢給吞了。今天叫我再來拿畫，說再拿不到的話，就要打我並趕出去。」戴用柏聽了很生氣地說：名士怎麼可以這樣。拖著楊伯潤闖進去，把正躺著抽鴉片的任伯年拉起來。兩人分工鋪展畫紙和磨墨調色，逼著任伯年畫好交付。遺憾的是，他們此舉仍沒能嚇阻任伯年戒大煙，深受其害大傷元氣的結果是，才五十六歲就過早去世！

白龍山人王一亭

上海灘藏龍臥虎，即使書畫圈也不例外。 「平安 白龍山人」 墨（圖七）上的書畫作者王一亭，就是其中佼佼者。他所畫的竹及題字，展現磅礡氣勢。

圖七　王一亭畫墨。正面草書「平安 白龍山人」， 印「一亭」，背面鐫竹三竿，右下寫「竹報平安 白龍山人寫」，印「龍」。長寬厚10.6×2.7×1 公分，重50公克。

王震（字一亭）家世居浙江吳興縣北的白龍山下（故他四十歲後自署白龍山人。）幼年刻苦自立，在上海裱畫店當學徒，耳濡目染而喜愛書畫，跟隨任伯年的弟子學畫。又因努力獲人賞賜轉到錢莊工作，開啟他踏入運輸、保險、電器等行業的機運。他刻苦耐勞虛心向上，終成上海商界風雲人士。但即使如此，他仍不忘書畫，曾正式拜吳昌碩為師，從而融合任吳兩家所長，獲得與吳昌碩併稱「海上雙璧」的美譽。

他還留下許多熱血事蹟：在清末就嚮往共和，資助于右任創辦《民立報》（宋教仁、章士釗等曾任主筆）；加入國父孫中山的同盟會，負責上海地區財務工作；辛亥革命爆發，任上海都督府交通部部長、農工商部部長等職；袁世凱稱帝，因資助二次革命倒袁而被通緝；一九二Ｏ年，在家中接待來上海訪問的愛因斯坦夫婦；日本關東大地震發生，從自家麵粉廠調集五萬噸麵粉，送去國際間最早到的救援物資，獲日本天皇感謝；九一八事變後，為表明心迹，毅然辭去多年在日資的日清汽船會社的總代理工作，組織畫家「藝術救國」，義賣為東北抗日義勇軍募捐；抗戰爆發，拒絕日軍邀請，不任偽政府職；凡此總總，多方凸顯他的見識與氣節。

王一亭熱心社會公益，又篤信佛教。與太虛法師、印光法師等有實學的高僧交往密切。五十歲後，他每天畫佛一幅，非常虔誠。擔任佛教協會會長時，曾因協會章程事面見蔣介石，同時致贈他畫的「松下羅漢」。這樣一位絕非沽名釣譽、深獲各界景仰者，令人不解的是，死後很快就被多數人遺忘，遠遠不及下面要介紹的。是什麼導致這種現象？

稀世奇才李叔同

有首《送別》歌：「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又有首《憶兒時》：「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漂泊。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優美的旋律，不時浮現腦海，典雅上口的歌詞，陪伴大家從小到大。多少所學、所見、所聞都已煙消雲散，但名曲好歌卻讓人一再回味終生難忘。音樂的魅力，超越時空！

沒錯，就是音樂的無比親和力，讓後人對歌的作詞者李叔同，耳熟能詳；讓當時在財力、書畫能力、社會影響力都不及王一亭的他，長存人心。即使後來他出家法號弘一，致力弘佛，但天籟般的詞曲，已成他的化名，被一代代人記得。連帶他傑出的書畫造詣，也多被掩蓋，瞠乎其後。

這錠一朝元宰墨（圖八），恐怕是他僅有的墨肆合作產品。墨上署名「惜霜」，是他早年常用的名號。一九Ｏ一年夏天，李叔同在上海與素有「才女」之稱的名妓李蘋香交往宴飲時，就曾以「惜霜仙史」之名，書贈七絕三首，李蘋香也回贈自己書畫的詩扇 ，濃情蜜意，盡在不言。至於鈐印的「廣平」，則是他於同年報考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及次年參加浙江鄉試時所用之名。但到他於一九Ｏ五年赴日留學後，就不見再用。由此可知這錠墨製於他赴日前、對科舉仍抱期待時。墨上題銘「一朝元宰」，期許有朝一日拜相，是當時心志的旁證。

圖八　李叔同墨。正面寫「一朝元宰 惜霜題」，印「廣平」，背鏤仙鶴翱翔波濤上，側題「徽歙曹素功十世孫月舫氏製」，長寬厚 12.3×3.1×1 公分，重 64 公克。

李叔同才氣縱橫，一九ＯＯ年方二十一歲，就跟任伯年等合組上海書畫公會；一度著迷京劇，參加演出《八蜡廟》《白水灘》《黄天霸》等；到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油畫，與學友創立「春柳社」演出《茶花女》及《黑奴籲天錄》，並粉墨登場扮演女主角；在浙江第一師範任教，首開國內美術教育的裸體寫生；精湛的藝術造詣，培養出豐子愷、劉質平等文化名人；如此浪漫情懷普愛世俗的人，卻在三十九歲時毅然剃度，精研律學弘揚佛法，最後被尊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是真有慧根吧！

除了以上所述，還能看到其他的海上畫派畫家的墨，如趙之謙和丁文蔚的三生石上贈答之墨；吳昌碩的寒香墨；唐雲的鶯歌燕舞墨；于右任的鴛鴦七誌齋墨等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由此可見，上海畫家與墨肆的親密合作，為徽墨題材帶來新的創作空間，堪稱文創產業的古早先例。　

但是海派徽墨的突出還不僅於此。因為在上海這開放性大環境的影響下，墨肆與畫家的聯手，益發鼓舞了與墨相關的各個群體，使得海派徽墨展現出更多前所未見的風貌。

譬如說，從圖二到圖五的墨裡，都可見到顯赫官府人士具名，背面卻搭配海派畫家書畫的墨。這在往昔縱非不可能，也少有先例。因為自古以來，高官與民間畫師的身分之別，好像有條無形鴻溝橫梗其間，兩者無法平起平坐。但是在這些墨上，他們各霸一面，相得益彰。若非在上海，那古老傳統的隔閡，怎有可能被打破？

徽州製墨，由於多年深耕經營，墨肆占地必然廣闊。當時墨肆主人生活區、墨樣設計區、墨模雕刻區、製墨工場、接受訂製及銷售門市等，各有其工作空間。然而遷到寸土寸金的上海，墨肆再也無法維持過往的氣派格局。各項功能不但得混雜相處，墨肆主人也無從高高在上，這種人際互動不得不密切的環境，導致畫家以外的工作者也出現在海派徽墨上。

墨模刻工也上墨

墨模雕刻，原本聊備一格。但在明朝程君房方于魯等大師的開創下，墨樣日趨複雜，墨模雕刻也更為講求，因此刻工的角色日漸吃重。然而工匠的身分在當時低落，故即使技藝精湛，也很難被接納在墨上留名。至今能查到的明朝墨模刻工，寥寥無幾。進入清代後即使墨業日益興盛，刻工卻依然默默無聞，直到墨肆落足上海後，他們才有機會露臉。

上海的墨肆既然工作空間侷處，墨模刻工與畫家的互動，在原來就有交集的情況下，自然更加頻繁。這就激起畫家對優秀刻工的欣賞與鼓勵，在為他的畫題字時，順便把刻工也帶進去。如圖四首錠背面的朱仙道人畫，就題銘「朱仙道人 乙丑之秋仿宋人法 吉生寫 洪小云刊」，出現刻工洪小云之名；又如圖六內的左右兩錠，任伯年在畫上分題「戊寅新秋任伯年寫於海上 松濤刊 麟伯監製」及「光緒辛巳正月任伯年寫於海上 胡松濤刊」，都提到刻工胡松濤，說明刻工以其技藝，獲得畫家認同。

而刻工在與畫家互動的過程中，若虛心求教觀摩學習，則以他既有的藝術根柢，就有機會向上提升。於是出現了完全由刻工主導，圖樣雕刻一手包的良玉精金墨，其書滿家墨（圖九）。左錠良玉精金墨背面的題字「笑傲風霜  六十老人胡國賓畫於申江」，顯示出當時著名的雕刻家胡國賓能書善畫，為胡開文墨肆製作此墨；右錠其書滿家墨的題銘「漢磚古布三品 華揚胡松濤刊」，則指出前面提到與任伯年搭檔的胡松濤，此時已獨當一面，取漢朝宮殿所用的磚、以及古代貨幣為圖樣，設計製作此墨。胡松濤是胡國賓的長子，盡得其雕刻本領，可惜早逝。

　　

圖九　胡國賓胡松濤製墨。左錠正面波浪紋邊框，中寫「良玉精金　胡開文法製」；背面鐫菊花插長瓶內，左寫「笑傲風霜 六十老人胡國賓画於申江」，側邊「查二妙堂友記」，頂端「超漆烟」。長寬厚 9.5×2.4×0.9 公分，重30公克。右錠正面有菊花與螭紋間隔之美麗邊飾，中寫「其書滿家　胡開文法製」；背鐫漢磚古錢，左上行草「漢磚古布三品　華揚胡松濤刊」；側寫「查二妙堂友記」，頂「超漆烟」。長寬厚 10×2.5×1.1 公分，重 36 公克。

除了胡國賓父子，還有對王綏之王壽榮父子，也在許多墨（尤其刊吳昌碩畫者）上露臉。王綏之天生瘖啞，但在雕刻上獨具稟賦，十分傳奇。

老闆下海票墨

遷到上海的墨肆，失去以往的百年基業，凡事得從頭做起。這時若缺乏決心信心，以及行動力毅力，很可能感傷往日蹉跎歲月，在埋怨與呢喃中消沉下去！但曹素功墨肆此刻掌舵的九世孫曹端友，卻認清現實毫無虎落平陽之嘆。為了籌措資金，他放下身段。白天到一家化工原料行工作，下班後再回墨肆帶著家人員工打拼。大夥兒擠在一起，互相觀摩觸類旁通，新的觀念作法較易醞釀發酵，海派徽墨哪能不應運而生？

尤其是他的孫子曹裕衡（字麟伯），跟著他多方參與墨肆工作之餘，還潛心學習書畫篆刻及墨模雕刻。因此與任伯年、錢慧安、王一亭、曹肖石等畫家，以及胡國賓父子、王綏之父子等墨刻師，都建立起或師或友的情誼。看著畫家墨刻師都在墨上具名展現才華，身為老闆者想必也心癢。於是像圖六裡右錠墨的正面，出現曹端友壽朋監製（壽朋是原名，端友是字號）的署名，與背面的任伯年寫於海上 胡松濤刊」相輝映；左錠墨則在任伯年畫上的題字裡，出現「戊寅新秋任伯年寫於海上 松濤刊 麟伯監製」的三人平分秋色的盛舉。

尤有甚者，還可看到老闆親自下海玩票，從畫面題材設計、書法、繪畫、雕刻、都親手參與的墨（圖十）。左錠是曹端友精製的魁星墨（墨香世家－星星知我心─占星）；中錠是曹麟伯作的書畫墨（《墨香世家－我是騷人，我玩墨─風雅》）；右錠是曹麟伯之弟曹季笙的自製墨，背鏤三足蟾蜍跳追火龍珠，象徵財旺。祖孫同心，墨業那能不旺。

　 

圖六  墨肆主人票墨。左錠正面寫「魁星魁星主文明欽陰隲全功名 … 光緒十三年八月上浣曹端友精製」，背面「天」字下繪北斗七星，鐫魁星踢斗獨佔鰲頭。側凹槽內寫「師竹齋藏墨」 ，頂「上頂烟」。長寬厚11.5 x 2.8 x 1.1公分，重52公克。中錠正面「巖鎮麟伯氏書畫之墨」，背「大歲在甲戍初平五年 … 漢初平雙魚洗. 藝粟齋主人作」，鐫魚，長寬厚12.2x3x1.5公分，重85公克；右錠正面寫「新安季笙氏自製墨」，背鏤三足蟾蜍跳追火龍珠，側「徽歙曹素功十一世孫季笙氏造」，頂「貢煙」，長寬厚9.3×2.2×1.2公分，重38公克。

一般而言，大墨肆在標示其產品時，通常以墨肆名來總括所有參與製作者、而不涉及個人。若真有需要寫上，也往往放在側邊，以小字寫出。然而從以上介紹，卻有不少墨在最顯著的正背面，寫上老闆的名號。這固然凸顯他們親自下海票墨，但聯同前述刻模者也署名的事實，開放求新求變的上海，顯然已幫固守傳統的墨肆，注入尊重個人表現的風氣，實在難能可貴。

結語

一場動亂，造成江南大地烽火連天，殘破不堪。但卻意外加速上海的蛻變茁壯，讓來自不同背景的英才在此匯集融合，砥礪切磋。古老的墨肆，遷入上海後，有如寒冬裡的老樹，在春風撲面下開始發出新芽，重新展現巨大的生命力，進而開花結成海派徽墨的燦爛果實。

之所以會認同海派徽墨之名，並不單著眼於墨肆與海派畫家的合作，從而產出的：以明快的筆畫、貼近百姓的主題、所製作出的墨。而是看到在這些墨背後，所蘊含的求新求變的精神。它包含了尊重創作人，有意拋棄官與民的尊卑之別，認同突出刻模師的貢獻，以及鼓舞墨肆主人放下身段，具名親身製墨。這一切反映出製墨這個古老的行業，在遭逢無比動亂打擊時，仍能面對環境變化，抱持開放態度，以智慧心血和尋求外部合作，進而改變舊有的觀念作法，積極迎向新的未來。

此外，像墨上出現的任伯年所畫美女螺絲精和所附的妙詩，以及錢慧安畫的士人向雲端美女拱手、並題銘「一呼一吸與天通」，都帶有些幽默詼諧的意味。是過往莊嚴仿古的徽墨所無法想像的。多少顯示出海派徽墨在華洋雜處的環境中，能順應西風東漸後的口味變化，添些輕鬆愉快的氣息。

遺憾的是，在書寫工具快速科技化的大趨勢下，傳統的文房四寶毫無招架之力，只能黯然退守利基市場。海派徽墨迸發的光芒，竟成曇花一現，又像天際流星，無法點燃製墨業的文藝復興，更無法引領製墨業走進新世界。追究到底，沒有立足科技，是它無以為繼的主因。可惜啊！

然而海派徽墨曾經有過它的機會。因為當時上海已有進口的工業煙炱，使得墨肆或因傳統生產的煙炱供應不足、或因進口煙炱的成本較低，導致開始使用進口貨。當然也無可避免地，感受到西方科技的壓力。此時若有墨肆警覺成立研發部門、或有學術單位投入製墨技術改進、甚至政府撥款輔導產業升級，都將使製墨業茁生競爭力，不致於被時代浪潮所淘汰。這種時機稍縱即逝，實在令人扼腕。但考量當時的社會能力及多少該辦事項，又該怪誰？又能怪誰？

附註

註一

湯顯祖詩：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

詩前有序︰「吳序憐予乏絕，勸為黃山白岳之游，不果。」詩中的「黃白」，指黃山與白岳（休寧縣境內齊雲山，四大道教聖地之一）。

註二

劉禹錫詩：

家家菊盡黃，梁國獨如霜。 瑩靜真琪樹，分明對玉堂。

仙人披雪氅，素女不紅妝 。 粉蝶來難見，麻衣拂更香。

向風搖羽扇，含露滴瓊漿。 高艷遮銀井，繁枝覆象床。

桂叢慚並發， 梅蕊妒先芳。 一入瑤華詠，從茲播樂章。

註三　　

載於徐悲鴻於 1950  年為《任伯年畫集》撰寫之《任伯年評傳》。仇英（號十洲）是明朝弘治嘉靖年間有代表性的畫家，與沈周，文徵明和唐寅被後世併稱為「明四家」或「吳門四家 」。

黃台陽

製墨業從明代嘉靖年間開始，到清代末年為止的近四百年間，名家輩出燦爛繽紛，開創了有墨以來最輝煌的時代。其間挑大旗的，當然是徽墨。主要源於清兵攻佔江南的過程中，有位卸任的明朝官員通敵，獻徽州求榮，使得居民免於兵禍，墨肆多能照常運行。如程公瑜、汪時茂、吳守默、吳天章、詹雲鵬、程鳳池等名家，都跨越兩朝留下傲人墨品 ，至今散藏於各大博物館。

既然徽州製墨一脈相傳沒有斷層，那麼在古人一向保守的心態下，明墨與清墨的風格，應該沒啥差別。明代風行的墨錠態樣與標註方式，想當然爾該被清代墨肆奉為圭臬依樣傳承。這樣才符合現代人觀念中的：舊社會素來遵古崇先、抱殘守缺的刻板印象。

但實際上並不完全如此。譬如許多談墨的書上都提到：明墨書體多遒勁，而清墨則多柔妍。兩者之間有差距。顯然墨肆並沒死守傳統、明規清隨。個中原因固然在明清兩代的書畫風格不盡相同，遒勁對上了柔妍，以致墨模雕刻的技巧與手法有別。但也顯出墨肆順應市場口味，並不拘泥而懂得變通。

相對於此順應市場口味、偏向被動的變通，清墨上卻有類標註，應為墨肆主動求新之舉。那就是清墨上常見、明墨卻稀有，甚至從未出現過，專門凸顯品質的文字。它們或強調煙料之佳（如頂煙，五百斤油）、或申明施工之重（如十萬杵）；有的挾古法傲人（如廷珪法），有的則綜合以上多管齊下，聲勢驚人。洋洋灑灑，蔚為大觀。這類標註由明墨上的鳳毛麟爪到清墨上的蔚然成章，誰說墨肆只會遵古崇先抱殘守缺？

什麼原因，誘發了這些墨質標註在清代風行？

其初有可能出於對亡明的難以割捨。這主要因自宋、明以來就是理學重鎮的徽州，新淪異族後仍時有遺民志士造訪。如黃道周、顧炎武等，都留下行蹤，因此當地在清初仍瀰漫亡明氛圍。身為文化產業的墨肆耳濡目染，遂下意識地將明代已然成熟，但尚未刻意張揚的製墨訣竅，逐漸挑明在墨上，其間縱然免不了市場考量，但初衷恐怕還在凸顯追懷亡明。於是從煙料開始，清墨上出現新的標註。

頂煙

煙炱（簡稱煙）是製墨最主要的原料。所謂墨分五色，書畫之得以濃情淡意、剛勁柔順，全靠它。明代中期製墨家方正及其子孫，首見以「獨草清烟」、「上品清烟」、「極品清烟」等來命名所製，大有藉煙質作廣告之意。往後的明代製墨家，不知係尊重他首創此類名，還是認為用好煙乃最起碼的事，卻無論在墨名或其它標註上，都避免如他般直接強調煙質。頂多用「神品」、「妙品」等來標榜所製好墨。只是這些詞較主觀，難以顯出究竟神在哪裡、妙在何方。

進入清代，在思念亡明心理的帶動下，方正的用語被憶起。基於尊重，於是「頂煙」兩字浮出。它既說明這是頂級的煙，又道出係從集煙容器的頂端輕輕掃下，自然成為標示煙質的首選。康熙丙午（五，1666）年的「香巖先生著書墨」（圖一左），其側邊凹槽內就寫出「康熙丙午頂煙」。只是看在愛墨人眼中，這寫法不對勁。哪有把頂煙兩字跟年代寫在一起的？會不會是仿冒品？

其實它恰好點出墨的古老。因為清初在墨上加頂煙兩字時，對加在何處尚無共識。基於明墨已大致定型，其兩側大都分寫製作年份及墨肆名，所以清初製墨家方照幫香巖先生造此墨時，沒什麼選擇，順手就把它寫在製作年份之下。無獨有偶，吳天章於康熙乙亥（三十四，1695）年製的「正色流馨」墨（圖一右）也見類似安排，在側邊凹槽內寫「康熙一品頂煙」。而他將頂煙還賦予品級，是真的還是耍噱頭？

                     

圖一   香巖先生著書墨＋正色流馨墨。左錠：香巖先生著書墨，墨名下鈐「？樓」；背額珠下寫「新安方照恭製」；側凹槽內「康熙丙午頂煙」；長寬厚 11.2×2.8×0.8公分，重 38公克。右：正色流馨墨，墨名下印「闇然室」；背橫寫「乙亥」，下凹開光內寫「休寧吳天章製」；側凹槽內「康熙一品頂煙」；長寬厚 11.4x3x1公分，重 61公克。

只是如此與皇帝年號掛鉤的寫法畢竟突兀，易遭非議。因此隨後頂煙的寫法逐漸朝兩方面演變。其一：與年號脫勾，並且在明墨尚未賦予歸屬的墨頂端， 找到落腳的新天地；甚至還侵入寶貴的墨面，以誇耀吸睛。其二：出現各式各樣的頂煙、乃至棄「頂」換上「漆」、「貢」或其他字，讓各家墨肆得以強調所開發的獨特煙質。

圖二  墨頂標註的各式煙品。

於是清墨的頂端出現許多亮眼的煙品（圖二）：從頂煙開始，引申出的有超頂煙、上頂煙、一品頂煙、古法頂煙、五石頂煙，再轉到五石清煙、淨煙；把「頂」換成「貢」，可看到貢煙轉化出超貢煙、貢珠、極品貢煙；再換成「漆」，則由漆煙變出超漆煙、超頂漆煙、五石漆煙，純漆貢煙。以上各煙質都屬桐油煙，墨肆另外還推出屬松煙類的藏松煙、超細松煙、特製松煙等，五花八門嘆為觀止！

五石頂煙

許多煙藉著加個超字，表示其超越他煙，超乎意料的好。只是眾煙之中它到底好在哪裡，差別何在，誰較優？誰最受激賞？在缺乏公正第三者的評鑑下，委實見仁見智缺乏定論。尤其當年沒智慧財產權概念，只要有家墨肆推出新的煙品，受到市場歡迎，別家馬上應客戶要求，跟進推出絕不後人。兩者煙質是否相同？再說吧！以「五石頂煙」這在局外人看來怪怪的煙品為例，幾乎所有大墨肆，都有此產品。名家如曹素功，汪節菴等甚至還將他寫上寶貴的墨面，以資自豪。 （圖三）

 

圖三  天琛＋葉敘亭自製墨。左錠：天琛，方柱形，墨名下鈐「曹素功氏」、「萬古超今」；背鏤雙螭拱「藝粟齋」，兩側分寫「乾隆壬子年造」及「五石頂煙」。長寬厚 10.4×1.6×1.6公分，重 50克。右錠：葉敘亭自製墨，面寫「五石頂煙」，下「咸豐丁巳古歙葉敘亭自製墨」；背寫「墨磨人」，下鈐「竹陰山館」；側「徽城汪節菴監製」；長寬厚 12.3×3.2×1.1公分，重 66公克。

這麼多煙品中，五石頂煙是唯一可量化談論其品質的。  它的「石」（音擔）是古代度量衡單位。源遠流長至少從秦漢時期就採用了，明清時的一石約百斤。但閒話少說，這個煙名取材自對明代程君房製墨的描述，說他「竭桐膏之焰，五石入漆，縮煙百兩。」也就是說他燒了五百斤參了漆的桐油，所產煙中，只濃縮取用百兩的好煙來製墨。這煙太珍貴了吧！不過當時他並沒有為此命名五石頂煙。是誰開始的？不見於各家墨書之中。但從康熙年即出現此名來看，有可能曹素功墨肆。

五百斤油

五石指的既然是五百斤油，就有人取其易懂上口，乾脆以之命名好墨。據說它始於乾隆時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他這款墨濃厚似漆，以致所寫凸於紙面，造就了他有名的「漆書」體，也進而打響五百斤油之名，引發墨肆爭相投入。（圖四左）怪的是，竟有人覺得五百斤還不夠看，非得燒八百斤油來煉煙製墨。（圖四右）何許人出得起如此大手筆？是比金農還大牌的書畫家？還是財大氣粗附庸風雅的闊佬？

 

圖四  五百斤油＋八百斤油墨。 左錠：五百斤油墨， 背寫「三十樹梅花書屋」，側「徽歙曹素功堯千氏」，長寬厚9.3×2.2×1.1公分，重 31公克。右錠：八百斤油墨，背「翥鴻仙史湘雲氏藏」，側「徽州胡學文製」，長寬厚 8.9×2.1×0.9公分，重 26公克。

從墨面，可知其人自稱「翥鴻仙史」，名號中有「湘雲」兩字。這讓人聯想到清末民初的上海地產家周湘雲、原名鴻孫，幾個關鍵字都有了。他曾在光緒後期用四萬兩銀子捐了個「上海即補道」（有缺即補的後補市長）官銜，結交上不少清末名流如康有為、端方、吳昌碩等，彼此詩書字畫往來，收集文物古玩同賞。這錠墨有無可能是他訂製來與名流揮灑所用？畢竟以他的財力，八百斤油算什麼，八千斤也不在話下。

十萬杵

要造好墨，非得好煙好膠。但若杵搗功夫不夠，煙與膠沒能均勻融合，也是白搭。此乃因煙加膠及其他配料所初步和出的墨團（簡稱墨稞），裡面充滿了鬆緊不一的小墨塊及空隙氣泡。不將墨塊打散氣泡打出，未來的成墨所研磨出的墨色會不均勻，且在陽光之下或室溫高時容易崩裂。那麼，功夫要足，得杵搗多少才夠？

   

圖五   驪龍珠加十萬杵＋萬杵膏。左錠：驪龍珠加十萬杵。背鐫四爪龍，兩側分寫「胡氏家藏」、「徽城鑒瑩齋揀選五石頂煙」。長寬厚 8.8×2.2×1公分，重 42公克。右錠：萬杵膏。背「錢唐梁山舟製」，側凹槽內「汪節菴選」。 長寬厚 9.9×2.1×0.8公分，重 28公克。

早在南北朝時期，東魏（534-550）賈思勰（官至太守）所記述黃河下游地區生產情況的《齊民要術》中，記載了或是易水地方的「合墨法」：「好醇煙  ⋯ 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 可下雞子白 (去黃) 五顆。⋯ 下鐵臼中，⋯ 搗三萬杵，杵多益善。」而明代與程君房同時期的謝肇淛，在其《五雜俎》中說：「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三兩，搗十萬杵，故堅如金石。」故藉李廷珪之名把杵搗數加到十萬，很可能始於明代。於是十萬杵登上龍門，與好品質密不可分，在墨的標註上軋進一腳。（圖五左）

斬釘截鐵的三萬杵、乃至十萬杵，這可不是小數目。得花多少力氣多少時間啊！

台灣製墨達人陳嘉德的工作報導：「他雙手緊握重達五公斤的鐵鎚用力槌打，才幾分鐘已汗濕一片，豆大的汗珠，從額頭直接滴落地面。」與書畫家程十髪讚美徽墨的詩：「冰麝龍涎皆不貴，杵工汗滴是真魂」兩相輝映。基於此來估算杵搗的時間，納入翻轉墨稞及揩汗休息所需，以一分鐘搗十二次來計，得四十多個小時不停，才能搗三萬杵。這顯然超過體能極限，非任何墨工所能及！

三萬杵該是賈思勰從墨工處聽來的。他們應非有意誇大，而是想傾訴杵搗工作之辛苦。至於十萬杵，絕對誇張。但這是從宋代以來，逐漸加在李廷珪身上的傳奇之一。閉眼幻想欣賞就好。現代墨肆製高級好墨，至多杵搗四個鐘頭，算起來能搗三千下就不錯了！清代墨肆即使多時多工，也不可能超出太多。但他們還是無所忌諱地標出十萬杵。無他，這是延續祖傳用語，不能打折扣。倒是清初書法四大家之一的梁同書的「萬杵膏」（圖五右），杵數雖然僅萬，反而流露出清新不俗。

杵搗愈多墨愈好的認知，始於何時？從何而來？應該還在賈思勰寫《齊民要術》之前。只是年代久遠已無法細究。然而有個歷史不輸墨的食品，製作時也須大量杵搗的，兩者之間是否曾互相借鏡，就值得玩味了！它是糍粑，最早出現在《周官》這部講述先秦社會政經、文化、風俗等的書中。《齊民要術》裡也有早年糍粑的做法。恰似墨，這個大江南北都有的古早食品離不開杵搗，即使寒冬時節也讓人搗出一身汗。粗看它的製作，與墨有許多相通之處。只是它太通俗，俗到無人想多加研究。可惜！ 

遵古法

三萬杵來自韋仲將墨法，十萬杵則附會於李廷珪。其實在離李氏最近的北宋人的《墨經》、《墨譜》中，講最多的乃是其家族來自易水。至於其墨法到底如何，僅點到為止。《墨經》中提到他的對膠、及用藤黃犀角等十二物來配料；《墨譜》中有兩條他的墨方，但跟書中其他方子相比，毫無特出。爾後南宋的《春渚記聞 – 墨記》說「 ⋯ 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不傳為可恨。」由此看來，李廷珪的墨法，在他家族身後，怕是個謎。

因此明代製墨，很少標榜使用古法。在已知明墨中，北京故宮有錠方澹玄在萬曆年造的「紫霄峰」墨，題銘內有「 ⋯ 實按仲將之法而成也。」另在葉玄卿、程公瑜、程鳳池等所製少數墨上，標註了「仿易水法製」。他們棄李廷珪法而寫比較中性的易水法，想來自覺心安些。

至於宗師級的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由於當代人往往讚美其墨不亞於李廷珪的，他們也以此自負，自然不需要借助古人來壯聲勢。他們離清代近，在清人眼中不算古，但由於他們的墨在當時仍留傳，且程、方兩人的書與彼此間的恩怨情仇已膾炙士林，使得他們的墨廣受追求。三人是徽州老鄉，就算其製墨秘訣沒能完整保存，但口耳相傳的製墨點滴，想必還在墨工之間流傳。

   

圖六   輕膠墨＋四餘老人仿君房法墨。左錠：輕膠墨，下「曹韓城仿廷珪法造」，背鏤四爪龍，長寬厚 11.5×2.2×1公分，重 50公克；右錠：四餘老人仿君房法墨，背「徽州曹聖文監製」，長寬厚 10.4×2.3×1公分，重 48 公克。

看上這些製墨大家遺留的魅力，以及相對應的市場價值，再加上彰顯他們有如彰顯先前的華夏文化，徽州墨肆徽州墨肆相繼推出標註「易水法」、「仲將法」、「廷珪法」、「君房法」、「于魯法」的墨。  （圖六，更多圖片請見《墨的故事  輯二  墨香世家  第二章 遵古法最好》。）此外還有「張遇法」、「唐人法」、「漆煙法」、「古法」等的墨也都登場。五花八門、讓文人臨池揮灑之餘，可把玩再三悠然神往。

只是，若深入追論是否每家墨肆都真正掌握這些古方秘訣，可就得打個問號！因為眾所周知，在沒有智慧財產權保護觀念的古代，傳承秘方絕技的唯一之道乃是傳子不傳外，傳媳不傳女。而且絕不形諸文字。時至今天的徽墨依然如此。所以經過那麼多年、那麼多代的天災人禍饑饉動亂，很難相信古法能完整傳下，更難相信任何墨肆推得出，完全依古代名師製法所造的墨。

古籍中雖然刊出些製墨法，然而因惜墨、還是不求甚解故，都大而化之，只列出原料及市面已知的工序。至於名師真正賴以成名的秘方暗訣，寫書的即使有心，怕也無從問起。墨工更不可能洩漏機密主動告知。前面文章中，曾提到明代製墨家沈繼孫以親身經歷，指出前人寫的談墨之作大抵「取墨工之言」，非親身經驗，內容「不足憑也。」就是此故。

　　　　

圖七　月舫氏法製＋詹大有成記法製＋胡開文法製＋胡開明灋製。

到了清代中後期，墨肆對明代的印象已然模糊，加上自身實力已夠，是否借助古法已無關緊要，於是逐漸在墨上標榜自家墨法。如（曹素功）月舫氏、詹大有成記、胡開文、乃至後起的胡開明，都堂而皇之在墨面亮出自家墨法。（圖七）好有面子！一時之間似乎嶄新的製墨天地行將降臨。無奈在西方挾著科技而來的鋼筆、原子筆、鍵盤、滑鼠、語音輸入、⋯  一波波空襲威臨之下，製墨業潰不成軍！只剩小小的書畫利基市場。嘆！

一品鍋

用好的煙料，多加杵搗，冠以古今名家之法，分別都被清代墨肆用來標榜其所製為好墨。從各家相繼持續推出來看，文人客戶還蠻吃這套的。利字當頭，那能客氣。只是若想趁勝追擊，還有沒有辦法讓客戶掏更多錢，買看起來其品質更好的墨？

徽州傳統的一品鍋，很可能給了靈感。

一品鍋是將多種食材分層擺放後烹煮的大鍋菜。它的起源，一說來自明代徽州隔壁的石台縣的「四部尚書」畢鏘的一品誥命夫人。她以此款待嘉靖皇帝而獲其賜名；另有來自乾隆皇帝下江南時，命名其所食大雜燴鍋的說法。它將食材（常見的有筍乾、肉塊、白豆腐或油炸豆腐、肉圓、粉絲、金針菜等），自鍋底層層鋪上，再加調味料和適量的水烹煮。煮出來的味道厚且鲜，鄉土風味濃冽。近代更因徽州人胡適曾以此款待徽州女婿梁實秋及外國友人而傳為美談。

墨肆是否真因此受到啟發，無從追溯。但將好的因素依次寫出，確實可營造出層次感，引人入勝加深印象，下意識樂於掏錢。胡開文正記墨肆為蘇州狀元洪鈞製作的墨上，就次第寫上「仿方于魯無膠超等松煙加十萬杵」；另錠黃海松心墨，不知係從實報導還是嚇人，一股腦寫的是「仿南唐李氏 採青松煙 和斑龍角膠 搗十萬杵法製」。（圖八）文內的斑龍角膠少見提及，其實就是鹿角膠。這樣的稱呼讓墨的身價高些，也順便宣示墨肆的投入用心。至於是否真這麼偉大，那只有天知道了！

　 　

圖八　黃山墨＋黃海松心墨。左錠：黃山墨。瓦形，面寫「黃山　燒松煙 摹漢瓦 價無價 洪鈞持贈」，印「仿古」；背「同治六年之冬 徽州胡開文正記 仿方于魯無膠超等松煙加十萬杵 曹鏞臣監造」，側「上川胡洪椿刊」，頂「大卷墨」。長寬厚 18×5.4×1.5公分，重 244公克。右錠：黃海松心墨。背寫「仿南唐李氏 採青松煙 和斑龍角膠 搗十萬杵法製」，長寬厚 11×2.8×1.2公分，重 48公克。

小結

源自深藏於心的亡明之思，清代墨肆下意識地將明代已然成熟，但並未刻意在墨上表述的對墨質的講究，具體形諸於文字。從煙開始，到油、杵、法，進而多樣搭配。如此揭露墨質是清墨一大特色，非常討喜。它不僅豐富墨面，亦且助長談興，讓客戶樂於多掏錢，更滿足了部份人的虛榮心。畢竟以高價墨來寫字，就算寫得不入流，也可擺出十足架勢，大聲稱道此墨色黝而澤，筆順毫不黏滯。引發旁觀羨慕讚嘆，可就值回本錢了。若再附庸風雅說些相關的典故，心中那份驕傲滿足，花點錢算什麼。

至於這些標誌是否名符其實，是否可以當真，可就甭提了！要買到好墨，還是得靠自己。眼觀其色，鼻嗅其香，叩聞其聲，口問其詳，墨焉廋哉？墨焉廋哉！

黃台陽

古往今來，多少製墨家和墨肆。有些大師名氣雖響，如韋誕、李廷珪、潘谷、羅小華，卻不知他們是否經營過墨肆或其店名。有些大師如程君房推出還樸齋、寶墨齋、玄玄室之店名，方于魯也有佳日樓、如如室。但人亡政息，墨肆在大師去世後，很快消失無人提起。有句俗語說「富不過三代」，雖不完全正確，但以之形容製墨，倒也説得過去。畢竟李廷珪家族再強，進入宋代後迅速銷聲匿跡；程君房、方于魯人人稱道，也像只傳了一代。

想來這個行業辛苦，工作環境又差，子孫只要有點辦法，大都避之唯恐不及。台灣僅存的製墨大師陳嘉德，兒子最初也另謀它就無意接續。現雖從事，將來是否有孫子輩接上，猶難說。當然，除辛苦之外還有頻繁的天災人禍戰亂兵險。人都活不下去，那還顧得到祖傳家業？尤其改朝換代時刻，太多風險。李廷珪、程君房、方于魯等大師的秘方絕學，就在南唐亡於北宋、明清鼎革之際，不明不白地退出墨壇。像斷了線的風箏，空留人間回憶。

不過有家墨肆從清代初年到現在，已逾三百五十年，始終維持營業屹立不搖。創業不易，守成唯艱。它是上海的「曹素功」（現為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筆墨公司與上海墨廠）。如此長久，古人慣例將之歸功於始祖所的奠基。所以它的創辦人是不是有些安排或密訣，能夠超越困境勝過別家，創造奇跡一枝獨秀活到現在？有沒有足以讓人效法之處？

巖寺鎮人

生于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的曹聖臣，原名孺昌，字昌言，號素功，安徽歙縣巖寺鎮人。換句話說，他生長於製墨聖地徽州的蛋黃特區。因為自從李廷珪家族落腳歙縣，重操舊業起，製墨就在此扎下深根。而明代嘉靖年以後，製墨名家尤其輩出，如方正、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孫瑞卿、潘嘉客、方瑞生等，佳作累累各領風騷，形成後人所稱歙派製墨。說該縣是徽墨產地的蛋黃區，絲毫不為過。

而巖寺鎮在歙縣，則堪稱製墨蛋黃區的核心。這緣於明代徽墨四大名家中最突出的程君房與方于魯師徒，就是該鎮人。建鎮於唐代中葉，藩鎮之亂後大批北方移民的到來，帶動巖寺鎮許多產業的開發。到了明代嘉靖年，更是商賈雲集百業俱興，成為人口茂密、鳞次櫛比的繁華重鎮。程君房深以當地為榮，時有不顧墨上標註產地時、只寫到州縣的傳統，特地把巖（寺）鎮寫出。（圖一）曹素功的年代相去程氏不遠，在此氛圍下投身製墨，應不意外。

  

圖一   癸卯觧元墨。上圓下方，面書「癸卯觧元」，下「古歙巖鎮程君房製」，背鏤玉兔蹲於樹下，楷書「夜光維何 顧兔在腹 冉冉天香 逮爾場屋  幼博」。兩側分寫「五石頂煙」、「天啟元年造」。長寬厚 17.9×8.6×2公分，重 426公克。

不過這推論有點牽強。畢竟巖寺鎮不小，素有「黃山南大門」的稱號，黃山諸多豐富物產，大都由該鎮輸出。所以前面提到的商賈雲集其來有自。程君房方于魯尚未投身製墨前，都曾跟著老爸出外做生意，是名符其實的徽商。以此類推，曹素功在巖寺鎮可從事的行業很多。鹽業、典當、茶葉、木材、糧食等，都是徽商在各地經營、甚至壟斷了的強項。故若非祖傳，實在沒必要投身製墨這黑手辛苦行業。曹素功難道是家學淵源，為光宗耀祖而獻身於此？

程氏世好

探究古籍，曹素功的家庭背景鮮少記載。只有他為自家《墨林初集》所編寫的〈墨林自序〉一文，透露出些許訊息。（圖二）他自述「從小就愛墨，早想蒐集天下好墨來珍藏把玩。每得一些，都不敢亂放。當時程君房的墨已天下聞名，靠著與程家幾代交情（「余與程氏世好」），因此收藏了許多。」（註一）就是這段話，點出他家概況。

圖二  曹素功藝粟齋《墨林初集》。（取自網路。）

從小就愛墨乃至藏墨，說明了家庭環境不差，有餘錢供曹素功做些非當務之急的雅事；而這往往也是具文化水平的家庭，對子弟將來有所寄望時，不免縱容之舉。猜他在如此背景，小時候上過私塾，成績還不錯，應不為過。

與程君房家「世好」，則進一步指出曹家大概也是徽商一員。因為世好兩字，代表父祖輩就來往有交情。程君房和他老爸都經商，程大師十四歲就跟著老爸到南昌做生意，跑過多省，跨足鹽、布等業。自述賺錢「幸累萬金」。之後捐資入北京國子監，並在年逾五十知天命後，再捐錢買個鴻臚寺序班（類似外交部禮賓司科員） 的從九品小官做過一年，然而終其生，可一直都沒真正放手過生意。十足徽商一位。所以程、曹兩家「世好」，極可能基於徽商在外的互通聲息，互相扶持。

那曹素功在未投身製墨之前，做過生意沒？

〈墨林自序〉內沒提。只講到他在清順治十二年（1655）中秀才、五年後為貢生、七年後的康熙六年（1667）獲授「布政司」藩幕職。由於他生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故可說大器晚成，年過四十才跨入仕途起點。但之前的歲月呢？若沒從商，以徽州人的習性，多半去求功名。但揆諸其自述，應非如此。難道家財萬貫，不須工作就能度日？

他三十歲時明末代皇帝崇禎吊死煤山，清兵入關。次年徽州就遭叛徒出賣淪於清兵之手，但也因此沒受戰火破壞。徽商生意照做錢照賺。他身為其中一員，年到四十，錢賺夠了，憶及程君房的商而優則求功名，不禁動念追隨通家世好。而這時「恰值朝廷光耀盛世，崇尚文治。」（「會熙朝定鼎，首重右文。」）倘若功名在身，好處多多。自己又不是不會讀書，怎能不試試！

製墨遣時

雖得了布政司的名，但因吏部的考選定期定額，一時没實職給他，曹素功只好暫時放下作官念頭，回老家等候時機。只是過慣忙的人，一旦空閒，總想找些事做。但這時身分不同了，且在候選任官，再回去經商委實不宜。只是以年逾知天命的五十三歲，該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才不致辱沒好不容易爭取來的身分？

程君房不愧世好，關鍵時刻再啟示範作用。他當年辭官返鄉時，年也五十三，以曾任鴻臚寺序班，天子的典禮中當過司儀的經歷，自號「紫宸近侍」，聽起來挺神氣的。如此看似高貴的身份，都能放下身段去製墨，這個行業豈不有其值得尊重之處？而他之後憑著自家好墨做敲門磚，四處拜訪公卿名流，得獲他們的讚語題字，進而編撰出傲人的《程氏墨苑》，更加印證這個看法。

如今曹素功恰好相同年齡，有點身份卻沒實缺賦閒在家。想做點事，程君房的往例就在眼前。藉著製墨，非但重拾舊愛，還能怡情養性順便維持生計，進而如程君房般結交官僚集團社會名流，為自己將來的吏部銓選打點公關。主意既定，恰巧另位世交吳叔大所經營的玄粟齋墨肆，因年老家貧且後繼無人要出讓，就將它頂了下來。並且因避諱康熙之名玄燁中的「玄」字，改墨肆名為藝粟齋。墨史上存活最久的名店，就此誕生。

吳叔大製墨，明末即享盛名。所製如千秋光、天琛等精品，早獲「黝兮如漆，堅兮如石」之讚。（圖三）曹素功接收了他的墨模墨工墨法等，以其原有對墨的愛好認知，加上與程君房家世好，遇到困難時有諮詢對象，經營起來自然事半功倍。不過曹素功究竟投入多少時間精力智慧在墨肆上，卻值得探討。

   

圖三　吳叔大「千秋光蒲璧」墨 +「天琛軟劑」墨。千秋光三字環以「有安人之義子守之」款、側寫「丙子（1636年）玄粟齋製」。（取自網路及《四家藏墨圖錄》。

《曹氏墨林》書內，曹素功自撰的〈墨林自序〉前，有四篇向名流邀來的序。除了第三篇是歙縣父母官靳治荊手筆，其餘都出自進士出身的朝廷官員。而在第一篇具名，時任鴻臚正卿（正四品）的劉楷，是徽州隔壁寧國府的南陵縣（今屬蕪湖市）人。他寫道：「歙是我鄰縣，它的傑出人士，我都聽聞。曹素功是其中較著名的。」隨後說曹素功「因沒即時獲授實缺，故家居數十年，讀書談嘯，與名流來往。交互之間，也靜坐窗下教養子弟，而以空閒的日子來講求製墨的方法。」（註二）如此看來，曹素功的製墨，像是副業。儒生文士，才是心之所繫。

頂下玄粟齋開辦藝粟齋這年，兒子曹永錫三十六歲恰值壯年。沒人提及他有功名。卻在《曹氏墨林˙下卷》內，有文章說他「談三萬杵之技，甚悉。」可想而知，他像打理墨肆內外真正當家的。猜想父子兩人的分工，大抵如現代董事長與總經理之分。曹素功除了接待來訪顯貴、詩詞唱合、請他們題字讚語外，應還在新墨的開發、設計、命名、圖繪、題銘、文宣等方面，發揮文人所長。至於製墨原材料的進貨倉儲領用，造墨全程的派工監控品管，成品的保管銷售出貨等一應俗事，兒子壯丁就偏勞了吧！

京城之行

〈墨林自序〉的最後一段，敘及曹素功在康熙戊辰年（27，1688）春天赴北京應吏部銓選。（註三）而之前一年，他親自教導的孫子西侯、雨侯，也以監生資格到京城考舉人，但沒過。所以這年他以高齡七十四，將墨肆全交給兒子打理，長途跋涉追求官職，顯然仕途還是最愛。家中必須出個當官的！年輕小輩不行，老將出馬。製墨的事沒這重要。他在北京至少待到仲冬（農曆十一月）。得官沒？不見提起，想來摃龜。但所幸事前有程君房的啟發，他做足了準備，此行不算空跑。

原來程君房製墨有成後，也跑了趟京師。目的非求官，而是以墨會友。用精心所製的墨，訪求高官名流題字惠賜讚語。依其鉅作《程氏墨苑》所載，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寫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的〈述文贈幼博程子〉，可知那年兩人在北京會面。利瑪竇還送了幅「天主圖」，收錄入《程氏墨苑》。其它題字作序的還有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于慎行等高官。曹素功此行依樣畫葫蘆，在孫兒上一年進京時已帶去一批墨送人的基礎上，成果豐富自不在話下。

訪求到的題銘讚語，除了前面提到為他寫序的三位進士外，還有幾位重量級大咖，如康熙時代電視劇中不時出現，時為吏部尚書的陳廷敬、刑部尚書徐乾學、工部尚書翁廷元、及康熙近臣高士奇、狀元彭定求等。有了眾人加持，曹素功在歇腳的燕臺旅邸寫下〈墨林自序〉，說「 ⋯ 當代鉅公，索我麋隃，而寵以翰藻歌賦序跋詞引記贊以及墨銘若干首，輯成一帙。 ⋯ 披對之下，如身置玉山，燦然琳瑯之奪目也。」顯然意滿欣喜，準備出書了。但隔年他就辭世，是因為旅途勞累受了風寒？還是另有它故？不知。有沒有看到書的出版？也不知。

翻閱《墨林初集》，感覺它單薄了些。與程君房的《程氏墨苑》相比，姑不論名流的題銘讚詞少很多（按：應與曹氏未當過官，人脈較窄有關），它另有兩個明顯欠缺之處。首先，書內不見任何墨品的圖樣；其次，曹素功自己所寫，僅〈墨林自序〉一篇。不像程君房有機會就寫，除了〈墨苑自敘〉、還有〈寶墨齋記〉、以及為所製諸多墨品寫的頌詞如〈日初昇賦有序〉、〈太微垣賦有引〉、〈賦得雲理裡帝城雙鳳闕〉等數十篇。曹素功對《程氏墨苑》應該很熟。編《墨林初集》，怎不蕭規曹隨？

當然，附上墨樣及更多文章的書，出版成本高出許多。但這不該是簡化之因。畢竟墨肆生意興隆。沒多寫文章，可能因寫完〈墨林自序〉後不多時，就生病乃至謝世，來不及多寫。而不刊錄墨樣，則或許因當時手邊的墨品，多半來自吳叔大。如天琛、千秋光、寥天一等皆是。既然非自己所創，當然不好意思佔吳氏的便宜。那有沒有他所開發的精品？

康熙南巡

赴北京時，曹素功帶了他家十八款墨作公關伴手禮。款款都有典雅亮麗引人入勝的名字：紫玉光、天琛、蒼龍珠、天瑞、豹囊叢賞、青麟髓、千秋光、筆花、岱雲、寥天一、薇露浣、非煙、香玉五玨、文露、紫英、漱金、大國香、蘭煙。這十八款墨也經十八位名流分別題銘，從而享有盛名。其中最著者，乃是起首的紫玉光。

既然被曹素功排名第一，當然有其特別之處。不外乎原材料高檔、配方不凡秘傳、工法細膩踏實、紋飾精美奪目、包裝高雅貴顯等。但除了這些之外，它還有個古往今來所有墨品都羨慕、自愧弗如的來歷。因為，有記載說「紫玉光」之名是康熙御筆親賜。皇帝既出手，其它的那能不靠邊站。

光緒十一年（1885），藏墨家徐康在其《前塵夢影錄》中說：「曹素功繼程君房、方于魯而起，于康熙臨幸江寧時，進呈所製墨，蒙賜『紫玉光』三字。」民國二十六年版的《歙縣志》，或據此記載：「康熙朝，帝幸江寧，素功進墨，蒙賜『紫玉光』三字。」既然有書為證，難怪後人在談及曹素功此墨時，不但引述，甚至直接了當說這是康熙幫墨取的名字。尊其為十八款墨的第一品，誰云不宜？只是，總覺得怪怪的。

徐康的時代距康熙朝約兩百年，他從何處看到這則記載而加以轉述？書上沒提。而以現代各搜尋引擎之力，也找不到之前的此類報導。只得猜想這可能是流傳於製墨、玩墨、藏墨界的軼事，他聽到後順手寫了下來，並沒做任何考證。編寫民國版《歙縣志》時，以徐康藏墨的盛名（按：他另有《窳叟墨錄》一書），且這是歙縣的榮耀，當然信手轉錄。

究竟有沒有這回事？可從兩方面來探討。其一，紫玉光之作為墨名，是否為康熙所賜？其二，康熙是否寫過紫玉光三字？

第一點較易求證。因為康熙南巡的時間清楚。而曹素功死於康熙二十八年，因此他若曾進貢過墨，只可能發生在康熙第一次南巡的二十四年和第二次的二十八年。以第一次較可能。因為康熙第二次南巡，在江寧停留的時間是二月底到三月初。考慮曹素功三個月之前還在北京寫〈墨林自序〉，要趕回獻墨有其難度。然而若真發生在第一次南巡時，為何寫於其後的〈墨林自序〉不提這無比榮耀的事？眾多名流也避而不談？不合常理。然而若說他盡力趕上第二次南巡時獻墨，從而獲賜紫玉光名，之後據以製墨，則又無法解釋，為何他北上已備妥紫玉光墨作公關？

所以紫玉光之為墨名，非康熙所賜。那他有沒有頒賜過紫玉光三字？

這點較難求證。畢竟曹素功當時已有名氣，可能有人在進貢時，特意將他的紫玉光墨附上。康熙帝用過之後非常滿意，也認可這個墨名好，信筆寫下紫玉光三字不無可能。只是時人曹素功的墨，既非古董又不珍貴稀奇，跟一般所認知的貢品比起來，委實尋常的離譜！誰拿得出手？不怕貽笑大方？

圖四　《墨林初集》載清宋犖所題〈紫玉光銘〉。（取自網路）

可能的進貢者為久任江蘇巡撫的宋犖。他識墨愛墨且藏墨，著有《漫堂墨品》，刊載所收藏的多錠明墨。《墨林初集》內有多篇他的墨讚，含〈紫玉光銘〉。（圖四）顯然對該墨特別欣賞。康熙曾稱讚他「清廉為天下巡撫第一」。而他在江蘇巡撫任上，三次接待康熙的第三、四、五次南巡，免不了得進貢些土產。轄下像樣的土產，也是清廉如他負擔得起的，徽州曹素功紫玉光墨極可能其中之一。

紫玉光墨

康熙即使寫過紫玉光三字，但從各方面來看，應沒賜給曹家墨肆。因為乾隆年間刊印的《曹氏墨林》內，依然不見相關記載。再者，當時在得到皇帝所賜墨寶後，流行製作刊出御賜或御書的墨，以資紀念並公告親友皇恩浩蕩。如宋犖（號綿津山人）得賜「清德堂」（宋犖家的堂號），以及時任徽州通判的靳治齊得御書唐詩句後，都有相關的墨傳世。（圖五）曹素功墨肆若獲此榮耀，能不感激涕零全力以赴，迅速製作最出色的墨來傲視同業，幫自家打廣告？

   

圖五　綿津山人鑒賞墨＋賜詩堂珍藏墨。左錠：面雙龍拱「御賜」，下「清德堂」；背「綿津山人鑑賞」，印「珍玩」；頂「五石頂煙」。長寬厚13.5×3.6×1.8公分，重112 公克。右錠：寬橢圓柱形，面「御書」下「西掖恩華降 南宫命席闌 詎知雞樹後 更接鳳池歡 唐句 康熙乙酉年」，右上橢圓長印「日鏡雲伸」，左下印「康熙宸翰」、「敕幾清晏」；背雙龍拱「賜詩堂珍藏」，下「臣靳治齊」印。頂「藏松煙」。長寬厚17.5x7x2.8公分，重410公克。

紫玉光之成為第一品牌，很可能因它是曹素功創業後，所設計命名的第一款墨，不同於其它接收自吳叔大者。據已知的明代墨名，以光字結尾的有千秋光、藜光、雙淳化光、文苑攸光、漆光、日月重光、玉毫光、百寶光、玻璃光、紫極龍光、七寶光、翠色冷光、及紫金光等。曹素功很可能由紫金光得到靈感，鑑於金、玉常用在一起，如金玉滿堂、金鑲玉琢、金聲玉振等。而墨又有烏玉的別名，故以紫玉光來命名，比紫金光似更來得貼切。

有錠側邊刻寫「康熙丁未新安藝粟齋墨」的紫玉光墨，其設計若非後世偽作，極可能曹素功最初推出的。它樣式古樸，單純無趣。將之與明代龍香御墨相比，可見兩者風格近似，尤其背面所繪龍飛升逐火龍珠的圖案，可說同出一轍。（圖六）康熙丁未（6）年正值藝粟齋成立，除了接收自吳叔大玄粟齋者，一切作業都還陌生。此紫玉光墨所顯示的稚嫩，恰恰反映出墨肆新手的小心翼翼，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圖六　紫玉光墨＋龍香御墨。左錠：正面波浪紋邊框，內書墨名，下鈐橢圓印「曹素功造」，背鏤四爪金龍逐火龍珠，側寫「康熙丁未新安藝粟齋墨」。長寬厚12.4×2.8×1 公分，重71公克。右錠：牛舌形，正面陰文楷書「龍香御墨　宣德元年製」，背凹底鏤五爪龍戲火焰珠紋。長寬厚 13.1×4.6×1.2公分，重 82公克。

第一款紫玉光雖造型平平，但選煙、和膠、入料、蒸杵等一定至為講究。加上墨名取得好，可以想見推出後備受歡迎。於是再接再厲推出各種新式樣、新造型。僅只《尹潤生墨苑鑒藏錄》內所刊，就有多錠如一套八錠、由王士禎、宋犖、彭定求等八人分別題字的紫玉光墨；另套三十六錠、每錠上寫「紫玉光」的黃海山圖墨；以及寫上「雲行雨施  萬國咸寧」滿、漢文的另款同名墨。此外故宮博物院亦藏康熙乙丑（24）年製、一式兩錠、刻有五嶽真形圖的紫玉光。再加上眾多後世所製，散見其它墨書的，真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當然也創造出驚人業績。

　 

圖七　胡開文製紫玉光墨。左錠：面寫墨名，下鈐「蒼瑞室」，背鏤鹿、車，側寫「徽州休城胡開文製」，頂寫「五石頂煙」。長寬厚9x2x1公分，重36公克。右錠：圓柱形，正面篆書墨名，下鈐「胡開文」，鏤五蝠飛舞環繞；背大字「徽州老胡開文」，亦五蝠繞之。另飾金色雲紋，錦繡輝煌。高 20公分，直徑 4公分，重 382公克。

銷路好，自然引起同業眼紅想分杯羹。胡開文墨肆商業頭腦靈敏，跟著也推出多款紫玉光。（圖七）品象，墨質亦小有可觀。當時沒啥智慧財產權保護作法，有錢大家賺，有飯大家吃。曹素功的心胸寬闊，不怕競爭。一心把自家產品做好，實在可取，值得佩服。

曹氏墨法

好墨，必出於在選煙、和膠、入料、蒸杵各方面都有所講究的工法。曹素功既脫胎早已成名的吳叔大玄粟齋，當然工法現成即用，不須從頭摸索。但當製作這代表自家墨肆的紫玉光時，是沿襲別人家的墨法，還是自己有所新創？曹素功始終沒明說。甚至連自己究竟有無心得發現，都不像程君房般有所交代。終其產品看，極少見標註「曹素功法」的。

最常見的，係標註曹素功製、監製、造。有時還精簡到只寫其名。比起後輩晚生如汪近聖、胡開文、胡開明的動輒來個自家法製，曹素功實在含蓄謙虛多了。（圖八）只是不免納悶，究竟是謙虛還是真沒有？

圖八　曹素功監製，製，造等　vs　汪近聖法製，胡開文法製，胡開明法製。

其實曹素功對此早已交代，只是沒多聲張。〈墨林自序〉中有段話，他與客人談及當時所見的程君房墨已多為贗品時，說：「我在墨上面經歷多年，而所用的製墨方法，與世人有別。所以即使世人可偽造程君房墨，卻不能偽造我所製的。」（「余閱歷有年，而製墨之方，不與世同。故世可以贗程氏，而不可以贗我之製也。」）這無疑自誇耀秘法。只是或基於財不露白般的小心謹慎，所製墨上不多提罷了。

秘法何來？曹素功沒講。若來自吳叔大玄粟齋，其墨工多知道，算不得秘。但從他年逾七十還汲汲營營到北京去候選官職，可知他對墨並沒那麼投入，那麼癡狂。故說他自己作實驗慢慢摸索得出，似乎不太可能。果真如此，即使他謙虛不多提，終其墨肆生涯，子孫、鄉親、文友、諛墨者等早就厚讚稱道滿天飛了。畢竟自家摸索出了秘法，宣示之後並不表示就得合盤托出，何必隱諱。

這個謎，在他謝世後的二百四十五年，由一篇〈曹素功堯千氏墨庄介紹啟〉揭露謎底。堯千氏係曹素功的六世孫，墨庄原設蘇州，後因太平天國戰亂，由九世孫曹端友遷至上海。這篇發表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的介紹啟事，由當時上海商界聞人、書畫家、與名家吳昌碩亦師亦友、號白龍山人的王震（號一亭）具名。同時連署的還有于右任、張大千、葉恭綽、孔德成、郭沫若、蔡元培等文化藝術界知名者。他們的人品與聲望，使得這篇介紹啟事極具份量。也就是這篇文章，指出秘方與曹家世好的程君房有關。

啟事中說：「徽墨之名，始于程君房。曹素功氏與君房，生同時，居同鄉。于製煙、調膠、計杵之法，相與潛心探討，造詣獨深。」明白道出在程君房相伴引導下，曹素功在墨上有了深厚造詣。然而沒說出來的是，他可能就此得到程君房墨法真傳，瞬間累積數十年功力。啟事中這樣寫，並非王震憑空編出。應該是曹素功墨肆告知，甚至代他寫的。而成名已久，在製墨領域引領風騷二百五十年的曹素功，此刻也沒有必要借程君房來幫自己撐腰。所寫只是忠實轉述家中相傳而已。

不過這段話有個地方沒說清楚。即所謂的「生同時」，在兩人相差七十四歲的情況下，該做何解釋？曹素功出生時，程君房是否已謝世，不知。即使仍健在，日後也不可能童、叟「相與潛心探討」。因此必定是位年歲相近的程君房墨肆傳人。《程氏墨苑˙人文爵里》中有詩指出，程君房在七十歲（1610年）時喜獲麟兒。（註四）他比曹素功年長五歲，兩人唸書、玩在一起相當正常。應該就是加持曹素功的貴人。

結論

曹素功從小受到世好程君房家的影響，對墨產生興趣。年長後亦如程君房般商而優則仕。無奈造化弄人，逼得他一如程君房般走上製墨之路。他的《墨林初集》，有《程氏墨苑》的影子，但相去頗遠。一大原因可能是他暮年仍不忘求官的北京之行，使他迅即辭世。而未能傾注更多心力到書上，非常可惜。

所創的紫玉光墨與品牌極受歡迎，代表他有真本事。然而對製墨似乎並未全心投入。且在墨法上是否改良創新，不顯著也少有人提。在此情況下，為什麼他的墨肆能綿延逾三百五十年，笑傲古今多少同業，實在令人納悶。似乎只能歸諸天意！以後再行探討。

附註

註一   《曹氏墨林》　曹素功  〈墨林自序〉

「余垂髫癖嗜客卿，嘗欲聚天下之名煙，襲而藏之，以供把玩。凡得一丸半笏，不敢輕置以負所好。惟時程氏以墨名，天下珍之久矣。余與程氏世好，故程墨余得肆藏焉。」

註二　《曹氏墨林》　劉楷　〈墨林序〉

「歙與吾鄰，其卓犖不羣之士，余備聞之。曹子素功，此其較著者也。 ⋯ 未獲即登仕籍，故家居數十年，讀書談嘯，典諸名流。交間亦靜坐小牕，教養子弟。乃以暇日，講求治墨之法。 ⋯ 」

註三　

「今年春，銓部截留，余詣燕臺謁選，得晤當代鉅公，索我麋隃，而寵以翰藻歌賦序跋詞引記贊以及墨銘若干首，輯成一帙。或才如屈宋，或書擬歐顏，披對之下，如身置玉山，燦然琳瑯之奪目也。臣不敏，從諸大賢後，得此彪炳之書，敬登梨棗，以示同志，俾後之君子有所取則焉。」

註四　《程氏墨苑˙人文爵里》　朱之藩　〈和顧太史韵祝筱野老丈七秩兼舉少子〉，中國書店出版社，1996年，第37頁。

黃台陽

明代以前，留下大名的製墨家不多。只要翻開談墨的書，有幾個名字一定反覆出現。最早三國時代的韋誕（字仲將），其次五代十國南唐的李廷珪家族，再來北宋的張遇和潘谷。元代則朱萬初代。如今雖然看不到他們的墨，但書裡的描述，總讓人神往。（按：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李廷珪「翰林風月」墨，仍待考證。）他們絕對是成功的製墨家，名傳千古百世流芳。

俗語說「每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個偉大的女人。」這句話該放之四海而皆準，卻套不上他們。因為，古書裡沒留下片言隻語他們的家庭，更別提是否成婚、配偶姓名等等！真正藏在他們背後的陰影裡，操縱成功的關鍵人物之一，是帝王。

韋誕當著魏明帝（曹操之孫）的面，申明若要他為宮殿題字，必須讓他用自製的墨，因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廷珪則有李後主加持，視他的墨與澄心堂紙、龍尾石硯為天下之冠；張遇的墨除了供御墨的，還有驚動敵國金章宗也派人來搜購的；潘谷極受蘇東坡推崇，有詩說他「⋯ 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 一笑開天容。」道出宋神宗用其墨之歡；朱萬初在尚武的元代，卻受到喜文墨的元文宗賞賜，招他入奎章閣當官。很顯然在那些年代，墨一跟帝王掛上鉤，就是製墨者成功的保證。

到了人口增多、工商發達、製墨興盛的明代，名家輩出爭奇鬥妍。翻開已逝藏墨大家尹潤生的《墨苑鑒藏錄》、王麗閻與蘇強的《明清徽墨研究》，眾多大師墨工挾其好墨撲面而來，引人入勝目不暇給。考量當時既無市場調查也沒網路票選，要把他們分個高下絕對是自不量力自找苦吃。然而怪的是，不知從何而起，出現了明代徽墨有四大名家之說。至於他們是誰評的？依據什麼來評？有無候選名單？評選過程是否公開？無人過問。

時代不同，現代評選商品（商家）的作法，當然無法套回古代。不過還是可以回過頭來依常理，看前人所認定的四大名家：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邵格之，究竟有沒有道理。有，熱烈掌聲。若懷疑，別著急，微笑輕搖頭就好。

羅小華

傳奇性人物的他，名龍文，是嘉靖年徽州歙縣人。兩岸故宮都藏他的墨。如北京的「一池春綠」墨、半核桃式墨；台北的「山松脂」盤龍圓柱墨（註一）、「松華」墨（註二，圖一）等。他的墨萬曆帝喜歡，以致價若拱璧，且當年就出現贗品。書畫大師董其昌在其《筠軒清閟錄˙敘造墨名手》中說：「我朝墨定當以羅小華鹿角膠為第一，龍柱次之，華山松又次之。」有了皇帝和專家背書，列名四大名家理所當然！

 

  

圖一　松華墨。圓墨，邊框起棱，正面楷書「松華」，背面水紋，子母螭戲於上。側「明嘉靖年小華道人墨」。直徑 11公分，厚 1.6公分，重 194公克。

但若看他生平，卻又不免納悶，他的墨怎麼造出來的？因為他太學生到底，卻生涯精采，先後入胡宗憲、嚴世蕃兩位名人幕下。胡宗憲是徽州同鄉，當時率領譚綸、俞大猷、戚繼光等名將清勦倭寇。他也在策反海盜徽州同鄉徐海、王直的過程中立有功勞。嚴世蕃則人稱大宰相的嚴嵩之子，有嘉靖第一鬼才和小宰相之稱。他是小宰相的貼身機要，參預秘密助紂為虐，卒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一同被斬。在精明的老闆手下，絕對偷不了閒！他那來時間製墨？

或謂他不親自動手，只要出主意、監督墨工施作即可。然而以署有他名的墨高達三十餘款（註三），式樣多變不一，用料雜以玉屑金珠（黃金與珍珠），應該不是業餘者所能勝任。再說，這些墨是賣的還是送人的？純送人，以墨的用料至精造價不斐，不太可能。但賣的話就牽涉到他的身份、以及產、銷、存諸多問題。若無墨肆總攬負責，以他公務繁忙，勢難兼顧。然而，有誰聽過他的墨肆？

尹潤生的遺作《墨林史話》內有段話：「 將墨工記錄下來，使之流傳後世，完全公平合理， ⋯ 許多文獻資料，對于墨工的姓名一字不題，因而使後人發生了很多的誤解。如明代羅小華（龍文）、清代曹冠五（鼎望）都認為他們能自己造墨，其實羅小華墨是邵正寧所製，曹冠五墨是程公瑜所製。 」它指出羅小華其實掛名，真正製墨的乃是邵正寧。沒想到吧！尹氏之前所有談到羅小華墨的書，都忽略了真正的製作者。

邵正寧何許人也？怎麼知道他是羅小華的槍手？《墨林史話》中沒有交代。所幸《休寧縣志 ˙卷之六 ˙方技》篇載：「邵正寧，字一坤，東門人，貧能自立，以善製墨及繪事著。歙羅中翰龍文墨製自正寧。」斬釘截鐵寫出兩人合作關係。而休寧縣的齊雲山上，有幅嘉靖21年（1542）的摩崖石刻「御鑒岳圖」，落款「道人邵正寧題」，適足以證明兩人確實同處嘉靖年代。

這位邵正寧真的會製墨？除了《休寧縣志》所說外，還有旁證。從他姓邵和「東門人」的線索，在明末清初學者萬壽祺的《墨表》書中，查到同是嘉靖年代的邵青田與邵青邱，都製有標註「休邑東門人」的墨。且邵青田墨上還有別名「正盈」，顯然和他同為「正」字輩。如此看來他能幫羅小華製出好墨，不足為奇！只是他兩人之間的合作關係，究竟是契約性質還是道義相挺？已無從查起！

程君房

與羅小華迥然不同，程君房製墨有他的本事。兩人是歙縣同鄉，羅小華伏首那年他二十四歲，但彼此應沒見過面。根據《程氏墨苑》內的自敘，他自小就對墨有濃厚興趣，日後鑽研墨法且親手實驗，從而悟得搜煙、和膠、杵搗等造墨秘法。本來他「恥儒而工」，生涯規畫不在製墨。甚至在科舉路敗後，還捐貲任鴻臚寺序班（外交部科員）的從九品小官。只是造化弄人，終讓他覺悟製墨才是安身立命之所在，從而稱霸墨壇留名千古。

得列四大名家，程君房實至名歸。據說萬曆帝稱讚他的墨「入木三分可超漆煙。」書畫大師董其昌則說：「百年以後，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以後，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光這兩項榮耀，已足以併肩羅小華。但他還有更多。其一，有實驗精神，除了搜煙和膠杵搗的功夫，還反覆研究參漆入油來燒煙的最佳比例，從而開創「漆煙法」；其二，自詡「我墨百年可化黃金。」這份自信自負與自豪，無人可及；其三，編著《程氏墨苑》，載墨樣圖五百多，中有四幅天主教版畫，含利馬竇提供的「天主圖」（圖二），開中西版畫交流的先鋒；其四，教出學生方于魯，與他同列四大名家。

後世描述好墨，常用「五石清（或漆）煙」四字來表示煙質之佳。意指燒了五石（音淡，一石約一百斤）的桐油（或加漆），才得百兩好煙。這個詞的起源正是程君房。因為《程氏墨苑》中有篇《玄元靈氣歌 有序》，說他在「桐烟中 ⋯ 投（漆汁）以三之一」，燒出「烟輕如碧天顥彩，始在有無之間， ⋯ 盡一石僅得烟十數兩。」可說經由他，墨的煙質終於有了數字衡量的標準，絕對一大貢獻。

程君房因愛墨卒走上製墨，非在求利。一大原因是其傳人方于魯不成才：以次品充上品，甚至偷工減料卻抬高售價。（下節說明。）所以他撥亂反正：用傳出的墨法製出好墨，再以對半價格出售。如此既維護自己名聲，又裨益大眾。讓用墨人知道不須高價，也有好墨。為了尋求意見領袖的支持，他四處拜訪贈墨。曾經追著董其昌的足跡，由吳會到婁江、犢川、吳門，仍然緣慳一面。這種精神感動了董其昌，允諾去徽州時登門拜訪，終成他的粉絲。

 

圖二　天主圖墨。雙面起稜，正面寫墨名，下鈐「程君房造」；背面額端寫中文「天主」（由右至左）之羅馬拼音，下鏤天使捧皇冠，聖母懷抱聖嬰，再下拉丁文三行，大意「這幅聖母馬利亞畫像是斐迪南三世攻克伊塞貝利亞後所繪壁畫」。側「大清乾隆年製」。長寬厚 23.8×12.8×2.3公分，重 796公克。

萬曆甲辰（三十二年，1604），他蓋了間寶墨齋，「貯墨百櫃，以待四方賢豪長者之求。」這年他六十四歲，已獲許多朝臣逸士文人墨客的贈言，行將納入其《程氏墨苑》內於次年大規模出版。既已墨成名就，按理講不須再做公關了！故寶墨齋之舉，顯然仍在遂行他的知墨愛墨與癡墨，一心推廣給更多的人。他之入列四大名家，理所當然！

方于魯

本名方大滶，卻因萬曆帝看到他的墨上署名方于魯（圖三），順口問了一聲，話傳出來後他倍感榮幸，甘脆以之作為本名。背後的心態，可揣摩得出？

 

圖三　天符國瑞墨。八邊形，雙面細框，正面中金邊內寫墨名，左近邊框處小字「方于魯造」；背鏤怪獸，右上小字「觸邪」；兩側分寫「乙未」、「妙品」；長寬厚 10.4×10.4×1.8公分，重 186公克。

除了皇帝加持，還須有力粉絲團按讚吆喝，才有機會登上四大名家寶座。好在這方面他也不缺。兒子娶了歙縣同鄉汪氏族人閨女，平白讓他成為文壇祭酒汪道昆（字伯玉）的姻親。只要抱緊汪司馬的大腿，還怕大人左右的騷人墨客不隨聲起舞？（按：汪道昆文名與其同榜進士王世貞齊，由於皆曾任兵部侍郎，獲稱「兩司馬」。）

青少年在外的方于魯曾經瀟灑，但床頭金盡窮困潦倒。返徽州後抱病揣著詩集去拜訪同鄉同年的程君房。他找對了人！重斯文的程君房拉他一把，治病、雇用、加傳授製墨，最後還出資幫他開店。只是在老店櫛比佳墨如雲的徽州，想靠程君房尚未成名的墨法闖出一片天，有得熬。再者，老師的方正個性，往往傷人還不自知。眼看老師科舉路一再失利，能施予的邊際效益愈來愈小，而新得的姻親卻領袖文壇，有助另闢蹊徑。聰明機靈的方于魯心一橫，人往高處走啊！

於是他不只應汪司馬之召，加入詩社結識眾多詩友，更藉製墨來大作公關。他的墨譜中，許多墨樣都與名人詩友結緣。如「九玄三極」、「寥天一」、「非煙」等十二幅與汪道昆；「八吉祥」、「五嶽銘」、「大國香」等七幅與屠隆（字長卿）；「佳日樓」與王世貞；「仙李蟠根」及另幅與李維楨（字本寧）；「大紫重玄」與朱多炡；「建元墨」與徐桂（字茂吳），「方墨」與周公球等。如此既取悅這些文壇祭酒，又可藉其哄抬自家墨，高明之至。

有了以汪道昆為首文人的口碑，方于魯墨很快闖出名聲。而其墨譜繼之在他們支持下出版，一度洛陽紙貴，更有助賣墨。事業發達，經濟情況當然跟著好轉。但不料此時竟出現他偷工減料的怪事。以高價購墨的受害者，竟有徽州知府及歙縣知縣兩位父母官。事情鬧到汪道昆處，以致他遭斥責鞭打，最後還遠行以閉風頭。

什麼原因促使他成名後反而偷工減料？可能他持寵而驕，心不在製墨上了！也可能想壓低成本，謀取厚利。甚至於存心欺騙，以次貨來冒充高級，認為買者意在炫耀而捨不得用，不至於曝光。無論何者，都不該發生在大師級的他身上。

不像程君房有崇高理想，方于魯是因生計才投入製墨，重的是利。所以他對墨業的兩大貢獻，也都基於此。他創刮摩技術（磋以銼，摩以木賊，繼以蠟帚，潤以漆，襲以香藥。其潤欲滴，其光可鑒。）雖無助墨的品質與書畫效果，卻賦予墨較高賞玩價值；他出版墨譜，首開分類刊出墨樣之風，提昇文人雅士玩墨之趣。兩者均有助墨的銷售，也吸引其它墨肆跟進，以致賞玩墨大行。而賞玩，正是明代文士所認同的一種雅。無怪乎能晉身四大名家之一。　　

邵格之

許多書中只認羅、程、方三位大師，而不談邵格之。確實也是，比起前三位，邵格之的名氣小多了。一般論及他時，大多同時提及另位汪中山，說兩人是嘉靖年間的大師級製墨家，開創了休寧墨派，且均擅長製作集錦墨等。這樣看來，邵、汪兩人似難分軒輊無從高下。無奈之餘只有忍痛割愛，或許甘脆只說三大名家算了！

這樣處理本無足厚非。畢竟，他們缺乏皇帝的背書，僅有知名文人的禮讚而已！少了皇上的有利支撐，夠資格競爭的同行可就多了。明末學者麻三衡《墨志》中記載了明代一百二十七位墨工，人人有佳作，個個造好墨，也都不乏人吹捧，你說選那位好？

不選，是個辦法，省事多了。只是沒料到它捅出個大簍子：難道徽州只有歙縣人會造好墨？徽墨指的僅僅是歙墨嗎？

這緣於羅、程、方三人都歙縣人，而邵、汪卻出自休寧！徽州一府六縣，歙縣是附廓縣（府城所在）獨大，與休寧等其它五縣，早有嚴重的瑜亮情結。萬曆初年，雙方還鬧過一場「徽州絲絹案」風波：就徽州上繳的「人丁絲絹」稅，是否將行之有年的歙縣全包，改由六縣分攤？這事惹得休寧等五縣一致抗歙，幾乎鬧出民變。（註四）可想而知這份四大名家的名單極為敏感，沒有歙縣籍以外的徽墨家，休想過關。

當時徽墨佳作除歙、休寧兩縣外，僅婺源稍露頭角。故夠資格來爭鋒的只有休寧。而休寧除了邵、汪外，還有邵琼林、汪春元、汪鴻漸、葉玄卿、吳拭等大師。前文看過邵琼林的「楊梅」、汪春元的「神品」、吳拭的「九貢」墨，無不精采！而汪鴻漸的「玄虯脂」和「太紫重玄」，葉玄卿的「東嶽泰山」和「太乙玄靈」墨等，兩岸故宮皆藏。他們都有實力入圍候選，令人煞費思量。

古人評選自有一套作法，在有爭議時論資歷排班輩，凡事講究先來後到。於是邵格之、汪中山以在嘉靖年代即成名、且公認為休寧墨派的創始人的資歷，輕易勝過他人晉級。

在製墨方面兩人旗鼓相當。萬曆年間大文士高濂的《遵生八箋　燕閒清賞箋》中，就已對兩人所製多加稱讚。故顯然比墨質仍將無解。然而表現在墨面上的，足以彰顯製墨家內涵的，是否也同樣精采？

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汪中山的「經之墨」（圖四），造型不俗，但其圖飾僅一般常見的龍。墨名則語意不詳，是什麼經的墨？沒人知道。而北京國家博物館所藏的邵格之「禹碑釋文」墨，上面刻寫了七十七個字，把遠古紀念大禹所立碑上的蝌蚪文字，加以詮釋。這錠墨在清代袁勵准的《中舟藏墨錄》中，稱之「已超隃麋上谷 … 非隆萬（隆慶、萬曆）治墨家所能及。」相較之下，邵氏好像學問多些。

 

圖四　經之墨。圓形粗框之雲紋底上鏤四螭，正面篆書墨名，右小字嘉靖，背鏤四爪金龍踏波回視。直徑 11.8公分，厚 2公分，重 248公克。

沒錯，比完資歷還可以比學問。不僅古人，現代社會不也如此？汪中山墨工出身，學問水平不見記載。而邵格之雖也墨工，但就像方于魯一樣，除了製墨還會詩文。除了著有《玄石山房草集》外，還留下與文士唱合的記錄。如正德年間的進士王廷陳，就寫下〈贈邵格之〉（註五）。以他的「禹碑釋文」墨來看，無疑更貼近文人所好。影響所及，其墨更受文人稱道喜愛，也就不足為奇了。

就這樣，明代徽墨的第四位名家終於底定，傳諸後世。

小結

明代夏季，商貿發達市面繁榮，各行各業良工倍出。他們的手藝，逐漸進入文人視野。在求雅心切下，文人引述進而品評良工來表現自己的不俗，一時成為風尚。大文士如汪道昆、王世貞、董其昌、高濂、文震孟、袁宏道、謝肇淛、張岱等，都留下這方面的文字。墨，作為案上不可或缺、每天都得接觸之物，受到關注實屬必然。

然而要在眾多墨工中挑出四大名家，可就不是興之所至、泛泛說些煙細膠清、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堅而有光、黝而能潤等亮麗詞藻，就能分出高下的。這項後世才有的公認，主要建立在萬曆帝的隨性言語之上，而少了中立客觀可具體衡量的評選準則。若在當時就主張羅、程、方、邵的入選，相信以明代官場性喜攻訐的風氣，會引起不少非議。然事過境遷，加上明代的墨肆入清後，都沒能長期存活下來，維護自身權益，也就只能人云亦云了！

附註

註一　「山松脂」盤龍圓柱墨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圓柱狀墨，徑3.1公分 高14.5公分。壁鏤單角龍，自下而上繞柱蟠昇，遍體細麟毛，虎虎有神。柱頂細陽文，中鈐篆書「文寶」，環以行楷「山松脂墨。嘉靖乙卯小華。」柱底為七莖靈芝紋。乙卯為嘉靖三十四年（1555），羅龍文（小華）尚在胡宗憲處為幕賓。董其昌述「若我朝墨定當以羅小華鹿角膠為第一，龍柱次之，華山松又次之。」此墨應即龍柱之類。

註二　 漱金「松華」圓墨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圓墨，徑9.6公分，厚1.3公分，邊框起棱，表面滿塗金彩。一面楷書「松華」，另面水紋為地，鏤子母螭戲於上。墨側寫「華道人墨」。指出為為明代製墨名家羅小華之作。與其他四錠墨同儲一木匣。　

註三　《明清徽墨研究》　王麗閻，蘇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註四　《顯微鏡下的大明》　馬伯庸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

註五　〈贈邵格之〉　明　王廷陳　

「清江落日片帆来，野老柴門向夕開。四海風烟双短劍，百年天地幾深杯。圖書靜室幽人興，鼓角寒城遠客哀。旅雁賓鴻隨去住，楚雲吳岫各徘徊。」

黃台陽

明代夏季，植基於工商業的蓬勃發展。其間雖有萬曆的礦監稅使作惡，但懂門道的業者仍能鑽營避險，持續逐利。其中佼佼者殆為徽商。蓋以明代初始，並未限制商人子弟考科舉，中期以後，又因財政考量，進而開放捐納，提供捷徑獲得任官資格。眼光深遠的徽商，懂得朝中有人好營商的道理，挾其財力來培養運作家人，或入官場或攀權貴，從而織造出有力保護傘，不僅維護自家利益，且進一步形成商幫，影響朝廷。

如此一來，商人的社會地位水漲船高，民間流傳著「一品官，二品（商）客」的說法。尤有甚者，棄儒就商乃至棄官就商的，也大有人在。當時的寫實小說如馮夢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以及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三言兩拍》）之內，就有多篇描述。而商人階層有諸多此類新血的加入，更是充滿自信，偕同工匠不斷巧施妙手推陳出新，多方展露才華。                                                                                                                                                                                                                                                                                                                                                                                                                                                                                                                                                                                                                                                                                                                                                                                                                                                                                

工商界盡情發揮之際，文化圈也沒閒著。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書中提到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李贄，非常反感獨尊自宋代興起的程朱理學。他有篇〈童心說〉，認為作文要保持真實坦率的「童心」，不應受道學束縛。後繼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為首的公安學派（因三袁籍貫湖北公安而稱之），則進一步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不僅明白肯定人的生活欲望，還特别强調要表現個性，引發晚明人的個性解放思想。這個現象同樣在《三言兩拍》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至。                                                                                                                                                                                                                                                                                                                                                                                                                                                                                                                                                                                                                                                                                                                                                                                       

徽州是程朱理學掌旗手朱熹的故鄉，也發展出正統的新安理學。故對李贄等人的新思潮，似該有免疫力。但徽商遊走天下逐利，求新求變是其本能。加上三袁之中的袁中道，進士及第後分發至徽州任府學教授，更有助於個性解放思想的傳播。徽墨業者原不乏仕途失意文士，如今在夏季繽紛的氛圍下，即使因市場考量而一時搬古求雅，但求新求變之本能卻無法泯滅。再者求雅不等於非得搬古，製墨家心靈解放真情流露，絕對益於造出有個性的雅墨。方瑞生《墨海》中說，「墨之在萬曆，猶詩之有盛唐」。正是個性奔放後的必然。璀璨明墨，又多個面向。

自我膨脹

方于魯的「九玄三極」墨與「佳日樓」墨，風格一模一樣。（圖一）正面墨名之下，鈐有印章似的長方塊，背面則刻上讚語。平淡素淨，不設圖繪紋飾，用意似乎在要人不要分心，集中注意力於墨名、鈐印、讚語這三部分的文字。比較分析它們，有助透露出方于魯製作兩墨時的心態。

    

圖一  九玄三極墨 + 佳日樓墨。左：橢圓柱形，墨名下鈐「筆研精良 人生一樂」，背隸書「今之足以卑古者 惟陶氏 墨氏 蓋柴之陶 李之墨 即千古稱良 吾見罕矣 我　明陶氏之良 莫如宣德 其在于墨 則于魯足以當之  汪伯玉評」。長寬厚15.9×4.8×1.9 公分，重 206公克。右：墨名下鈐「賢者而後樂此」，背楷書「方于魯墨贊  黝而澤 緻而黑 桐自嶧 熁厥液 光可晰 堅如璧 置之水 久弗蝕 是惟禹錫而妃 以帝鴻氏之石 曰仲將 稱廷珪 嫡爾方世世卿子墨  弇山人王世貞」；側「大明崇禎年製」。長寬厚 9.5×2.2×0.9公分，重 30 公克。

墨名

九玄三極的墨名響亮。因為「九玄」出自晉代葛洪的《抱朴子 · 任命》，指九天、天空最高處，也指眾仙。 「三極」則見於《易經 · 繫辭上》，指天、地、人。兩者合起來意指名滿天下。好大的口氣！而佳日樓的語意則小多了。因為它乃是方于魯的書齋名，除了好友，知道的人不會多。方于魯用它作墨名，不無幫自己多加宣傳之意。

鈐印

九玄三極墨上的「筆研精良 人生一樂」，摘自大文豪歐陽修的《試筆 · 學書為樂》內所引述蘇子美的「明窗淨几，筆硯（研）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有來頭。至於佳日樓墨的「賢者而後樂此」，更強些，語出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王在池沼邊，環顧著鴻雁麋鹿說：『賢人也為此快樂嗎？』孟子答：『賢人才為此快樂（賢者而後樂此）⋯』」兩款墨上都有個樂字，顯然方于魯想借此敬告，它們好到讓用戶樂從中來。像不像廣告詞的自吹自擂？

讚語

但看過墨背所寫，好像還能接受。因為九玄三極墨上，有當時文壇領袖之一汪伯玉（名道昆，1525～1593）的背書，說「現今勝過古時候的，僅只陶瓷和墨。（五代）柴窯的陶瓷、李廷珪的墨著有口碑，但稀罕少見。我大明的陶瓷，沒有比宣德朝更好的，至於墨，方于魯的當之無愧。」而佳日樓墨背，則有與汪伯玉齊名的文壇祭酒王世貞（號弇山人），稱讚其墨又黑又潤，既光亮且堅挺，即使久置水中也不消蝕。⋯ 把方于魯比擬成古代大師韋仲將和李廷珪。

汪、王兩位是同榜進士，公誼私交甚篤。且因先後擔任過兵部侍郎，致有「兩司馬」之稱。方于魯身無功名，卻獲賜讚，固因墨好，但汪、方兩家是姻親（方氏子娶了汪氏族人女），及汪家人代為向王世貞推薦，不看僧面看佛面，恐怕才是主因。這種公關言辭，向來自家偷笑就好。然而方于魯陶醉之餘，自我膨脹想刺激銷路撈上一筆，才大剌剌地把它抖露出來。好好的墨，一下子變成宣傳品，真俗氣到家！（按：方氏墨另有多錠載汪伯玉之題銘。）

自我肯定

方于魯之所以寄身製墨且以此成名，多靠程君房在他潦倒時拉了一把。除了幫他醫病跟傳授墨法外，還出資助他開店。（詳見《墨的故事》輯二˙第三章 製墨雙霸天的恩怨情仇）那麼方氏在此所曝露的俗氣，是否也來自程老師呢？

曾經以捐納入學北京國子監，獲鴻臚寺序班八品官的程君房，交遊廣闊，廟堂名人的讚語只多不少。宰相級的王錫爵、申時行、葉向高；朝臣雅士宋應昌、顧憲成、湯賓尹、陳繼儒、錢允治；科舉狀元焦竑、朱之蕃，楊守勤等，都下筆相挺。尤以大書法家邢侗、董其昌的褒獎最過。邢侗說他的墨「堅而能潤，黝而有光，余求所謂舔筆不膠，入紙不暈，今始見之。⋯ 方于魯 ⋯ 羅氏 ⋯ 且退三舍。」董其昌更誇張，說「百年以後，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以後，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太有面子了！

面對潮水般的讚語，程君房感謝之餘，卻不意外。因為他的自評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說勝過李廷珪、羅小華等先輩外，他還有「一技之精，上掩千古」、「吾墨百年可化黃金」的傲語。然而這些只見於《程氏墨苑》中，沒刻在墨上來廣宣圖利。形之於墨的，多是他本人對墨的頌辭。意涵遠遠超越方于魯的求名求利。

譬如故宮博物院所藏、他的「玄元靈氣」墨上，就自銘「混沌既開  資爾玄德  不皦不昧  為天下式    程大約銘」。（按：他本名大約。） 直接引用了老子《道德經》裡的「玄德」、「不皦」、「不昧」、「為天下式」等詞，好像在說「墨於混沌初開天地生成後，就被賦予玄妙之德，其黝黑帶光澤的外表，雖然不明不暗，卻賴以書寫出天下法式。」如此讚語，是不是營造出墨的天賦神性，不可以名利俗事來褻瀆 ?

又如「非煙」墨（圖二左），背面題的「似霧非霧  似烟非烟  混混沌沌  像彼帝先  知白守黑  玄之又玄  功成竹素  億萬斯年    幼博」依然出自他手。（按：他號幼博。）「非煙」的墨名，像在呼應蘇東坡說過的「非人磨墨墨磨人」，同時引領出他所敬畏的，墨的「似霧非霧  似烟非烟  混混沌沌」的奇妙性質。 再加上引自《道德經》的「知其白 守其黑」，認定墨「玄之又玄」，足以名垂億萬年。墨，簡直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他的信仰！

                                                                                                                                                                                                                                                                                                                                                  　  

圖二   非煙墨 ＋《程氏墨苑》寥天一墨樣。左：墨名下鈐「程仲衡製」；背「似霧非霧 似烟非烟 混混沌沌 像彼帝先 知白守黑 玄之又玄 功成竹素 億萬斯年  幼博」，長印「大約」，兩側「大明萬歷甲午年」及「程君房造」。長寬厚 10.6×3.4×1.0 公分，重 46 公克。右：《程氏墨苑》寥天一墨樣。

這些讚頌之辭，附帶顯示出他的學養才華。好像在默默訴說，即使功名得自捐納，但本人肚子裡還是有貨，不必假手他人。流露出他的自負。而這種自負並沒有變成自戀自大。因為若旁人對墨同樣景仰，他也欣然採擷。《程氏墨苑》中有錠「寥天一」墨的圖樣（圖二右），長方形，背寫「相非相  色非色  玄之又玄  不可思議功德   凝菴道人唐鶴徵銘   南郭放民劉然書」，就是一例。

唐鶴徵這幾句，跟他非煙墨上所寫，可說氣味相投。唐君長他三歲，進士出身，最後官至南京太常寺卿，職掌南京冷衙門的祭祀、禮儀。雖曾講學東林書院，但不及汪、王兩司馬的顯赫名聲。故程君房採用他的話，應出自內心，而非勢利著眼。具同感的，還有位汪仲嘉，所製與他的墨樣大致相同，只少了「南郭放民劉然書」幾個字。（圖三左）汪仲嘉生平所知不多。但汪伯玉有位堂弟汪道會，號仲嘉。若真為同一人，可就耐人尋味了。因為《方氏墨譜》內也有寥天一墨樣（圖三右），上有汪伯玉不同的題銘。若汪仲嘉棄自家兄長而轉用對手陣營唐鶴徵之言，怪不怪？

  　

圖三　寥天一墨＋《方氏墨譜》寥天一墨樣。左：碑型，墨名下鈐「十萬杵」，背「相非相，色非色，玄之又玄，不可思議功德。 凝菴道人唐鶴徵銘」，側「歙汪仲嘉按易水法造」。長寬厚 8.7×2.7×1.0 公分，重 30公克。右：《方氏墨譜》寥天一墨樣。

佛道不拘

熱鬧的明代夏季，同樣表現在宗教信仰上。此期間，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篤信道教。他的孫子，在位長達四十八年的萬曆，跟隨母親崇佛，並且刊印大藏經。皇帝如此，有些士大夫也受王陽明致良知說的影響，不排斥佛教思想。卜正民在他《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書中，就指出前面提過的李贄、袁氏三兄弟、汪伯玉、以及與方于魯、程君房往來的著名學者屠隆、焦竑（萬曆年狀元）等，都對佛教思想深有領會。

因此基於市場考量，自然有佛道色采彩的墨問世。《程氏墨苑》、《方氏墨譜》、《墨海》內載有許多此類墨樣，就反映出時代風氣。然而佛道思想是回事，虔信與否則另外再說。畢竟大部份文士還身陷程朱理學的桎梏，對具佛道色彩者，往往另眼看待。萬曆十一年（1583）抵華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初著僧裝，後警覺到對其形象不利而改穿儒服；曾任知府的李贄剃髮與穿架裟，最後竟成他入獄原因之一。所以，怎麼會有人不怕非議，在墨上大剌剌標示出其宗教情懷，腦子裡想的到底是什麼？

吳萬化是其中一位。他的「大藏寫經墨」，背面滿寫「明新都奉佛弟子吳萬化製」大字，惟恐人不知他奉佛似的。（圖四左）寫經即抄經。古人相信能藉此積下功德，為自己或父母、師長、子女等祈福消災、增長福報、延壽遂願。清代皇帝篤信此道，故宮內就有不少康雍乾的寫經。寫經墨的製作有講求，燒油取煙時絕對不可參雜豬油（當時稱豨膏）。所以說它是種「素」墨不為過。

這錠墨不是吳萬化唯一的寫經墨。王儷閻的《古墨收藏知識 30 講》內，刊有他另錠「大藏寫經之墨」的拓本，式樣與《方氏墨譜》內的同名墨樣（圖四右）幾乎完全相同。只把墨樣內的「奉佛弟子方大滶製」，改成「奉佛弟子吳萬化製」。（按：方于魯原名大滶。）看來兩人有交情，同為奉佛弟子之餘，連製墨都不分彼此。

　

圖四　大藏寫經墨 +《方氏墨譜》大藏寫經之墨。左：面寫墨名，背「明新都奉佛弟子吳萬化製」，側「辛酉怡玄館珍藏」，長寬厚 15.5×2.5×1.4 公分，重 78 公克。右：《方氏墨譜》載「大藏寫經之墨」墨樣，正面左側小寫「奉佛弟子方大滶製」，背圖右寫「唐閻立本掃象圖」。

吳萬化是萬曆年間著名刻書（出版）家，他的「寶古堂」以刻金石博古書籍著名。台師大的林麗江教授發現，《方氏墨譜》於1588年首次出版後，次年就出現有他署名的翻刻版。連同上述他的相似於方于魯之墨（相信為方于魯代製），兩人之交不在話下。這錠寫經墨製於辛酉年（天啟元年，1621），是方于魯辭世十三年之後。故交由另個墨肆「怡玄館」製。此時他七老八十的，看開了！大剌剌地在墨上署名，爽就好。

精美底紋

前面刊出的墨和墨樣，除了最後一幅外，都只見文字，最多加個印章，非常素淨。這種設計固然有人視之為雅，但對佔大多數的凡夫俗子言，只怕覺得單調。畢竟燥熱的明代夏季，人們（尤以徽州所在的江南）多處於喧嘩熱鬧，眼裡盡收繁花似錦。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書中，就引述當時的記載：「今里中弟子，謂羅綺不足珍，求吳紬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道出光是絲織的衣服還不夠看，人們追求的是蘇州產的織錦，用彩絲和金縷交織出花紋圖案的駝褐等、價昂美麗的稀罕衣料。養岀這等口味的消費者，素淨的墨怎會對他胃口？

於是管它俗不俗，美就算雅，有些墨毅然以織錦上面流行的圖案作底飾。如落花流水紋（圖五左），一四五九年付梓的《新增格古要論》已然提及（「今蘇州府有落花流水錦 … 」）。嘉靖年間羅小華的「通天香墨」，兩面都滿佈其紋。（按：方瑞生《墨海》內有其墨樣。）清末民初名人葉恭綽藏墨中的「吳廣徵菉筠軒寶藏墨」（圖五右）與吳叔大「九玄三極」墨，也都如此。（詳《四家藏墨圖譜》。）圖案美，落花流水意境佳，雅俗共賞不意外。

   

圖五　落花流水紋＋菉筠軒寶藏墨（拓片）。

另如在宋代織物上已出現的幾何形紋，明代織錦上的小龜背紋（圖六左、中），也被墨師汪春元看上，稍加變化後，分別作為他「神品」墨正背面的底飾。（圖六右）在正面襯托墨名和底下鈐印，在背面搭配浮游的螭，覆以漱金，使得這錠墨雍容華貴，有織錦架勢。稱之神品，誰曰不宜？

汪春元的生平所知不多，傳世作品也少。此墨不找名人題銘，又不沾古人古事，卻凸出徽州的雕刻工藝。仔細看這錠墨的兩個側邊，在長凹槽內浮雕出梅花竹葉等，是北京故宮吳春燕首先指出的「凹地陽文」形式。它結合了凸出的陽文形式和凹陷的陰文形式，在凹地之中浮雕出圖案或文字。汪春元製墨不忘提攜家鄉雕工展現其精巧絕技，是個有心人！

 

圖六　幾何形紋＋龜背紋＋神品墨。墨正面底飾幾何形紋，墨名下鈐橢圓印「汪春元製」，背鏤螭銜靈芝，游於龜背回紋海中。兩側凹槽內浮雕梅花竹葉等，頂凹槽內寫「江春元製」，長寬厚 12.6×2.4×1.1 公分，重 61 公克。

賞玩

萬曆年間，浙江嘉興府有位出身仕宦之家的沈德符，雖一直沒考上進士，但寫了本《萬曆野獲編》，記載所見聞的朝野史實，典章掌故，逸聞雜談等。由於非官修，內容縱有道聽途說沒經求證的，但不會有意掩飾強加篡改等，反而在現今明史研究領域佔上一席之地。使得其名聲，勝過他考上進士的尊長及朋友。

這本書內有篇名為〈玩具〉，列出了十九個條目：名臣通畫學、時玩、瓷器、假骨董、定武蘭亭、 ⋯ 等。有趣的是，新安製墨赫然在內（註一），與高麗貢紙，端州硯材另兩樣文房四寶並列。新安是徽州的古名，故新安製墨指的正是徽墨。玩具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南宋人的筆記之中，如趙希鵠（約 1170 – 1242）的《洞天清錄》載：「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小盂者， ⋯ 正堪作几案玩具。」顯然當時所指，是可供文人放在書案上賞玩之物。這個觀念延襲到明代不變。換句話說，徽墨到了萬曆年間，除了正途供書畫磨用外，還多了個賞玩功能。

至於玩具（賞玩）用的徽墨長什麼樣子，沈德符沒提。可能太多花樣了，族繁不及備載。好在《程氏墨苑》等墨書可供參考，那些樣式精巧，雕繪細膩，不像供手持磨用的，極有可能屬於此類。許多古玉形狀怪怪地，如璜、珮、玦等，寓意佳，就常被引用來製作。此外魚鳥神獸、奇花異果這些天地所孕育，易激發文人思緒的，當然也逃不過墨師法眼。

 

圖七　墨狻猊。正面右下肢上寫「君房氏」， 6.5x6x1.3 公分，重 36 公克。

程君房就有錠「墨狻猊」，頭上捲髮，身披長毛，式樣討喜。（圖七）扁扁的墨，面積約當普通茶杯開口。雕刻精美細緻，墨質光潤黝黑，看起來高貴典雅，恰合上手欣賞把玩。若拿來磨墨，不僅不好使，也真可惜了！狻猊瑞獸有兩個說法：古代神話說它是龍生九子之一，但想來沒人見過；另說是獅子，從東漢開始西域偶有進貢，但相信民間無緣看到。口耳輾轉相傳之後，就逐漸傳出了這種造型。拿來賞玩正好。

比程君房略晚的製墨家邵琼林，傳世作品不多，有錠「楊梅」形墨現藏於北京故宮。（圖八）它的形狀外觀非常寫實，看起來鮮艷欲滴令人垂涎。這全賴徽州精湛的雕刻技術。在製墨師的慧眼及巧思下驚世駭俗。

  

圖八　楊梅墨。朱砂，折枝楊梅式，蒂生兩葉，正背面各一，通體凸顆粒紋。正面枝梗上陽文「邵琼林」。長寬厚 7×5.5×2.7 公分，重154公克。

集錦饋贈

現代人喜愛的公仔玩品，一來就是一串。如《精靈寶可夢》系列，就推出含皮卡丘在內的893個虛構生物。明代人同樣胃口大，但或受限環境，沒現代人瘋狂，有十樣上下就滿足了！嘉靖年間有位汪中山，以「太極」、「兩儀」、「三猿」、「四象」、「五雀」、「六馬」、「七鷴」、「八仙」、「九鸞」、「十鹿」分別為主題，製作出十錠墨裝在同個墨匣內，被視為最早的集錦墨。推出後大受歡迎，吸引了邵格之、潘嘉客、程公瑜等名家跟進。不過由於必須小巧玲瓏且裝在同匣內，以致大師作品如程君房的二十八星宿墨（二十八錠，部份如圖九），方于魯的名花十友（十錠），即使同個主題成套，也不算數。

 

圖九　心宿符＋角宿符。左：面寫心宿二星官「心」、「積卒」；背鏤天王星君，牛頭人身；兩側分寫「心宿符」、「程君房造」；長寬厚9.4×6.8×2公分，重 164公克。右；面寫角宿各星官：「角」、「平道」、天田，「國鼎」、「進賢」、「天門」、 ⋯ 背鏤天門星君，盤膝坐花叢中，左手持長柄含苞蓮花。兩側分寫「角宿符」、「程君房造」；直徑9.9公分，厚2.1公分，重 178克。

程公瑜是介於明末清初的徽墨家，有些集錦墨傳世。近代藏墨家尹潤生的《墨苑鑒藏錄》內，刊出他「卿雲露」十錠及「世掌絲綸」八錠。細看世掌絲綸八錠（圖十），各錠的形制、圖繪、署名、字體、都有變化。形制有橢圓、長方、碑、漢瓦、竹簡之別；圖繪則蟠龍、雙獅戲球、五嶽真形、駿馬麒麟、雲龍風虎、冊命功臣、螭象等。最絕的是他的署名，從極簡的「公瑜」兩字一路加長，「公瑜製」、「程氏公瑜」、「程公瑜墨」、「新安程公瑜易水法墨」、「真實齋歙程公瑜易水法墨」、「真實齋程公瑜按易水法墨」，最後長達十一個字。是賣弄，還是嫌雕刻工太閒？

   

圖十　世掌絲綸墨。木盒裝，八錠，均題「世掌絲綸」，形制、字體、圖繪及署名各異。大小不一，最大尺寸 6×2.5×0.9公分，重37公克。

世掌絲綸這個詞有點意思，只是在現代社會已淡出無用。它來歷很早。西漢時，集孔子學生及戰國時期儒家作品所編的《禮記》內，有句「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把君王的話聲，跟「絲、綸」兩字扯上了。因此後人賣弄學問，就以之代表君王的詔旨。而幫忙草擬詔旨的官署，也有了「掌絲綸」的雅稱。明代朱元璋在胡惟庸大案後，不設宰相獨掌大權。草擬詔旨之責逐漸移到內閣（皇帝的秘書班子）。讀書人家，若先後有人在內閣任職，旁人欽羡之餘，往往稱其家世掌絲綸。明代大書畫家文徵明和他曾孫文震孟就以有此經歷，而得到這美稱。

這個墨名既然有如此好彩頭，在科舉年代當然是個賣點。程君房，方于魯各自的書內，都有此墨名的圖樣。只不過是方方正正的單品，非供賞玩更缺集錦。程公瑜這套墨，不僅文人平日把著玩可以作夢，拿去送要應考的家庭絕對受歡迎。因此它在科舉考試季節還兼具禮品功能，成了禮品墨。一墨兩用，豈不快哉。

小結

明代夏季的徽州，儒商意氣風發顧盼自得。徽墨大師之倍出，固然時勢造英雄，但製墨家的勇於求新表現自我，才是最大動力。方于魯援引名家，程君房一心向墨，吳萬化不諱奉佛，汪春元錦繡墨裝，邵琼林細琢楊梅，程公瑜集錦祝願。他們像是開路先鋒，會同其它同業，為徽墨開闢出嶄新全局。往後清代御墨之華，貢墨之精，文人墨之雅，持贈墨之盛，禮品墨之富，紀念墨之貴，市售墨之良，全都奠基於這明代夏季。故云：大哉明墨！美哉璀璨明墨！

附註

註一　《萬曆野獲編/卷26　玩具　新安製墨》

宋徽宗以蘇合油溲煙為墨，後金章宗購之，黃金一斤才得一兩，可謂好事極矣。近代惟新安羅龍文所作，價逾拱璧，即一兩博馬蹄一斤，亦未必得真者。蓋墨之能事畢矣。新安人例工製墨，方於魯名最著，汪太函司馬與之連姻，獎飾稍過，名振宇內。所刻《墨譜》，窮極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幾超而上之，兩人貿首深仇。程墨曾介內臣進之今上，方愈妒恨。程以不良死，則方力也。程亦刻《墨苑》，鬥奇角異，似又勝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孫司禮隆在江南所造清謹堂頗精，以出內臣手，不為銀泓所貴，然入用自佳。今徽人家傳戶習，凡程鄭素封，競造墨饋遺，為朱提紫磨伴侶。諸貴人輕之，滕置高閣，間以給佐掾輿臺急需，文房雅道，掃地盡矣。（按：文內有關程、方兩人之間恩怨的論述，與現今考證所得不同。）

黃台陽

卜正民在《縱樂的困惑》中，將嘉靖二十年到崇禎十三年（1541～1640）的百年，稱為明代的夏季。這是由於自洪武年開始，近兩百年的冬春季的安定後，百業復甦，經濟茁長。加上白銀從西班牙的南美屬地，以及日本持續流入，造就城鎮興起，商人地位提升，社會浮現奢靡，形塑出如同夏季般的熱絡。英美另位研究中國的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夢憶前朝－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書中，也有同感。認為晚明是中國史上文化最繁華的時期。據說有記者問他最喜歡活在中國的那個朝代，他答以「活在晚明但死於明亡前。」如此明代夏季，令人嚮往。

商人地位提升，吸引部份文人不再以從商為恥，出現所謂「儒商」。不管是一再應考不第、還是家計所迫，他們挾其詩詞所學，既與傳統文人揖讓而升，又親歷商品產銷實務。左右逢源，扮演起溝通消費市場與生產作坊的角色。從而引領出許多手工產品，無論質地、外觀、乃至內涵，都多方融匯文人品味。有時候，甚至只重品味而簡化原有的功能。

文人品味，主要在「雅」。藉著雅，有別於一般人的「俗」。但何謂雅？除了衣著談吐，舉凡日常生活空間和所用器物，也都得雅。當時人高濂的《燕閒清賞箋》、文震亨（文徵明曾孫）的《長物志》、張應文的《清秘藏》等，就多方闡述他們眼中的雅。美國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為之激賞，在館內布置了仿蘇州網師園「殿春簃」的「明軒」，作為明式古典庭院（含書齋）的代表展項。顯見當時講求的雅，古今中外心領共賞。 

書齋，是文人主要的生活空間，更是求雅的重點所在。高濂《燕閒清賞箋》中，就不厭其煩地描述他對書齋內的器物，以及如何擺設的看法。有長桌來擺文房用具（四寶、舊古銅水注、舊窯筆格、斑竹筆筒、舊窯筆洗、筆覘、鎮紙、臂擱、硯屏、墨床、⋯）；有木製長榻供坐禪習靜及讀書之餘休憩；榻上有靠几供側坐時靠肘、放香爐、香盒、書卷等；還有凳子、禪椅、乃至養生用的滾腳凳；牆上古琴、懸古畫一幅（多了就俗）；加上書架與古書、拂塵、搔背、鐵竹如意，⋯

墨，置身這樣的時空環境，且近在文人手邊，不能通俗尋常。一定要與商賈記帳、學子習字的墨有所不同，一定得雅才行！然而天生黑漆漆，如何才雅得起來？

首重固本

當時人心目中，器物稱「雅」的先決條件是，與「古」扯得上關係。本身夠古，當然最好。不然就得古色古香，或古意盎然、古風猶存、乃至古趣橫生。其次，得呈現美感。無論其上的文字、圖繪、紋飾、色澤、觸感、乃至細敲發出的聲音，都生美的聯想。此外，由於墨的特性：它非最終用品，而是研磨出的墨汁。因此它的「美」更加講究：研磨的手感、四溢的氣味、墨汁的均勻、揮毫的順暢、落紙的暈染，都是整體美的一環，必須納入講求。

夠雅，才能爭取高端客戶及帶動市場風向的名嘴，為自家產品博得好評與隨之而來的厚利。已轉向油煙的徽州製墨，此時不得不絞盡腦汁在墨上求雅。好在大環境有利，徽州知名的木雕、石雕、磚雕、竹雕、乃至細微牙雕的技術已次第成熟，且應用到版畫雕板。對墨家所請，在堅硬墨模上刻出細小複雜，層次分明的文字、圖案、紋飾等，無不游刃有餘小事一樁。

眼看裝飾精美的油煙墨就可推出，行將大發利是之際，卻出現個隱憂：傳統的油煙墨夠堅硬否？就像華麗宮室，必須地基堅實方能承載一樣，墨師擔心墨模壓上的細緻裝飾，恐不耐多次手持研磨，就會污手裂解慘不忍睹。

還有，裝飾再美，也取代不了對色澤、觸感、聲音、馨香、筆順、暈染等無形美的追求。倘若徒有精美裝飾，卻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話，絕對過不了文人雅士挑剔的法眼，三兩下就被淘汰出局。

面對此潛在危機，徽墨毅然反求諸己，重新思考如何加強墨質以固本。回顧古書，李廷珪的墨曾經不慎掉進深水池中，沒想到日後撈出時，一點都沒壞。顯然有秘方支撐其堅挺耐水。只是沈繼孫的《墨法集要》序中，已然宣告「其方秘密，世無知者。」怎麼辦？徽墨師傅夠勁，藉著古書裡的蛛絲馬跡，捲起袖子來自力救濟。

於是宋代《墨經》內所載的墨法用藥，如三國時代魏國「韋仲將用真珠麝香二物」、南北朝時北魏「賈思勰用梣木雞白真珠麝香四物」、「李廷珪用藤黃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物」；及《墨記》内的「沈珪 ⋯ 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煙極精黑。」等寶貴資訊（加上墨工的口耳相傳），又被翻出來重新檢視。雖是片言隻語，卻足以啟發努力的方向。

這導致從嘉靖年開始，羅小華的墨「糜（摻雜）玉屑金珠」（註一）；程君房創「漆煙法」，將桐油與漆以三比一的比例混合，再燃燒取煙；方于魯有款青麟髓墨，「多用熊膽，舔之甚苦。」（註二）。而他甚至注意到溶膠所用的水，祈禱開挖出「水母泉」來取用。

不過古人所傳，當初多為松煙墨而設。雖有參考價值，但在油煙墨上可做的應該更多。明代墨師用心之餘遂別有新創。如嘉靖前期的製墨家方正，燒油的燈芯只用單根燈草（獨草），燒出的煙炱極細。因此他將以此造出的墨名為「獨草清烟」；而為了有迷人墨色，程君房反覆嘗試得出「搜煙心得之秘」，包括將桐油內摻入紫草。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描述用這種墨寫在紙上的字，陽光斜照下會浮現紅光。（其墨他日登於紙上，日影橫射有紅光者，則以紫草汁浸染燈心而燃炷者也。」）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為了把黑沉沉，甚至帶點臭味不討喜的墨，變成高貴亮麗微散清香，有價值感，方于魯還研發出「刮摩」技術：把出模後晾到六七成乾的墨，先以銼刀修去毛刺，平整外形；再用木賊草磋摩；隨後薄刷層蠟、刷漆潤澤、ㄠ撲上香藥。使墨潤滑看似滴水，光亮有如銅鏡。（磋以銼，摩以木賊，繼以蠟帚，潤以漆，襲以香藥。其潤欲滴，其光可鑒。）至於將墨上圖繪（如花葉）敷上顏色，自不在話下。另位墨師潘方凱更闊氣，常將其墨通身塗金，雍容華貴稱「漱金墨」。

當時沒有智慧財產權的觀念。誰家墨肆推出新的、受市場歡迎的作法，別家隨即跟進。於是各家技藝融會貫通，八仙過海各顯神奇。徽墨順著油煙的特性，邁向另一波高峰。

質既堅實，紋飾從容落腳；刮摩過後，溫潤有如黑玉；漱金敷面，華貴不輸天錦；馨香襲襲，宛若天降芝蘭。如此佳墨，美則美矣，但要稱雅，似乎還差一步。因為終究時人所製，不夠古。

搬古入墨

遺憾的是，當時沒空調防潮技術來保存老墨。也無Ｘ光照射來催化新墨好現出古態。再說，墨無法像銅器一樣埋在土裡滋生銅綠；也不能像新磁般經高溫處理浮現開片。因此，要四百多年前的墨肆造出古色古香的墨，實在太為難它們！

好在文人雅士對古的追求很微妙。即使真古難求，能勾起懷古也好。蘇軾泛舟處非真正三國赤壁，卻無礙千古絕唱《念奴嬌˙赤壁懷古》。所以縱非古色古香，但古意盎然或古風猶存，也能接受。這就為徽墨的附庸古雅鋪下康莊大道。藉著搬出遠古傳說、古詩詞、古畫、古器物、古軼事、古話古語等刻到墨上，繼之以富涵古韻的造形、詞語、圖繪、紋飾等，讓古意入墨。徽墨當為之璀璨，既古雅怡情又古趣橫生，以今亂古雖今猶古。

遠古傳說

戰國時代楚國詩人屈原，因得罪貴族權臣而被楚王流放，卻在橫逆中寫下不朽的《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詩篇。傳述許多神話人物如東皇太一、湘夫人、大司命、雲中君等。其中的東皇太一，不只神奇，還被近年的熱爆電玩遊戲《王者榮耀》納為大英雄。因而比起其它古代神祇，享有更高知名度。有墨妖之稱的製墨大師程君房，當年也心有戚戚，於是「東皇太一」墨為之傳世。（圖一）

這位大神出自《九歌》的《東皇太一》篇。顯然楚國人所供奉者。怪的是大漢王朝四百年，也一直以他為最高祭祀正神。他的地位，直到北宋真宗時，才因皇帝有意提倡玉皇大帝，而被取代，逐漸淡出世人腦海。程君房把他從冷凍庫挖出，連帶湘夫人、大司命、雲中君等，刻繪在墨上。讓文人磨墨之餘，感懷屈原的遭遇，也嘆息朝政，比楚國好不了多少。

此墨的二十四瓣花邊形，十分少見。而墨兩側分寫「君房士芳製」、「如如室藏墨」，更是稀奇。因為士芳是程君房之子，如如室則為方于魯的齋號。顯然該墨製作於方于魯猶在程君房處打工、兩大墨師尚未拆夥之時。十分少有。

 

圖一　東皇太一墨。二十四瓣花邊形，漆衣，面楷書墨名，背鏤東皇及侍從共三人。兩側分寫「君房士芳製」、「如如室藏墨」。徑 9.5公分，厚 1.5公分，重 146公克。u

古詩

楚辭漢賦唐詩宋詞，是文人從幼年啟蒙向學、青壯居官燕飲、到垂老閒居退隱，多銘記在心伴以終生的。藉由它們，任誰都能神交古人神遊古今，行吟坐咏吟咏不倦。由於詩詞之中多假借吟花咏柳吟風咏月，文人遂得抒情言志遣興暢懷。南北朝的劉勰，在其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神思》中認為：「吟咏之間，吐纳珠玉之聲。」所以若在墨上刻上古詩，配上相應圖繪，想當然會博得好評，雅事一樁。但是古詩多如星辰，挑誰的？

詩聖杜甫人格高尚憂國憂民，該是最佳人選。只是他的詩多憂國悲憤蕭瑟寂寥，在其《至後》詩中就有句：「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凄凉。」很難在墨上圖繪表彰。所以當程君房看到他《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之一的：「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這首輕鬆愉快十分具像的詩時，馬上認定是個好題材，據以製出「落日放船好」墨。（圖二）

圖二　落日放船好墨。正面寫杜甫詩「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背鏤對應圖。側寫「大明程君房製」。長寬厚 12.2×9.3×1.8 公分，重 198 公克。

這錠墨的畫面安排巧妙，鮮明印證了「詩中有畫」之說。它正面上方鏤雲，下滾滾流水，恰似詩前後所說的：「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 ⋯ 片雲頭上黑，⋯ 」水波滾滾，象徵風雨，而詩在雲水之間，正如同被雨所催出一般。墨背面所繪，有竹、荷、男女數人、榻上器皿等，則對應了「 ⋯ 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

以正背面兩個景畫岀詩，也分出時間差，極富巧思。可惜不知畫師名。是在《程氏墨苑》內留下大名，為其他墨畫過圖的丁南羽？吳左千？還是另有其人？

古畫

北京故宮藏有唐德宗時期（779－805）的宰相韓滉所畫的《五牛圖》，長寬139.8×20.8公分。圖中五頭牛一字排開，各具狀貌，姿態互異，且將其不同的情緒神態，刻畫得格外傳神。是現存最早的紙質動物畫。逾千年歷史的它，歷經宋高宗、元代大書畫家趙孟頫等名家鑒賞收藏，被視為國寶。只是韓滉以宰相之尊，竟會畫牛，且畫得極好（趙孟頫盛讚：「五牛圖，神氣磊落，稀世名筆也。」），實在稀奇。可以想見，如果將該畫仿繪在墨上，該多雅！

果然英雄所見略同，方于魯與他的授業恩師程君房，都有錠「五牛圖」墨（圖三）傳世。墨正面題五牛圖，後描述各牛毛色；另面則刻五牛群聚，並非如原圖的一字排開。想必因墨面有限， 必須變通。墨上現冰裂紋，質地堅硬，刻工精巧，頗堪玩味。然而仔細比對其牛和韓滉所畫（網路上可見），怪了，怎麼看不出任何狀貌體態相同的？更別提所流露的情緒神態了！是他們找的畫師不敬業，沒照著描韓滉所畫的牛？還是別有所本？

 

圖三　五牛圖墨。正面寫「五牛圖　一體純白喻真性無染　二首漸黑喻迷真起妄　三體純黑業垢嬰纏　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　五又純白喻返本還源」，背鏤五牛，側題「明萬历年方于魯製」。徑 12.3公分，厚 2公分，重 282公克。

根據方于魯的《方氏墨譜》，此墨的圖樣似丁南羽（雲鵬）所繪。他具高知名度，故宮藏有多幅其畫。看來不是粗心大意的人。若見過韓滉《五牛圖》真跡，應該不會畫錯。如此看來，當時可能另有五牛的古畫，方于魯或丁南羽見過。因此激發製作此墨。經過搜尋，果然查到韓滉之後不久，福建有位大安禪師（別號懶安，793－883年），得道受益於禪宗大師百丈的「牧牛」禪喻。因此他有篇〈牧牛序〉說：「予嘗畫五牛，其一體純白，喻真性無染；其二首漸黑，喻迷真起妄；其三體純黑，喻業垢嬰纏；其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其五又純白喻返本還源。」而這正是墨上所錄！

當時韓滉的真跡在江南名士，中國史上最大的收藏家項元汴（字子京）手中。丁南羽、程君房、方于魯或有機會欣賞過。但捨此牛而就彼，可能因當時文人對佛、道持正面開放態度，且出現儒、釋、道三教同源的說法。丁南羽自號聖華居士，畫過許多佛道圖，很可能是此墨用圖的推手。

古器物－玉圭

中國人愛玉，源遠流長舉世周知。遠從新石器時代，北方的紅山文化，就發掘出玉豬龍、玉龜、玉鳥、獸形玉、勾雲形玉佩、棒形玉等。南方浙江東部的河姆渡文化，也挖出璜、珠、餅、丸、墜等形狀，多為小件佩飾的玉器。而稍晚的良渚文化，出土的可就豐富了。有圓盤的玉璧、柱狀的玉琮、璜、玉鐲、玉管、玉珠、玉墜、錐形玉器等。玉，以其天然、美觀、細膩、堅韌、溫潤、光澤、」半透明度等特性，贏得國人癡情，驅使君子以玉為德行操守的標準。

這份情懷使得玉器到周朝後，成為各項儀式中莊嚴的禮器。相傳為周公所寫的《周禮》中，就以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來「禮天地四方」。其中尖首平底的玉圭，或因趁手故，還被用來標明身份等級。如周天子持一尺二寸的鎮圭、公侯伯則分持九寸桓圭、七寸信圭、五寸躬圭。另外又有賦予持有者不同權力的：珍圭（召守臣回朝，撫恤百姓）、琬圭（行使嘉獎）、琰圭（行使懲罰）、穀圭（行使講和或婚娶）。這些玉圭除了當信物外沒啥用途，因此春秋戰國之後，很快淡出。然而從製墨的角度看，它們倒是充滿古味的好題材。尤其穀圭！

穀圭，顧名思義，乃是雕飾了像穀子一般紋飾的玉器。（圖四）在那個年代，北方所稱的穀子乃是粟，亦稱稷，俗稱小米，是北方主糧之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種植了！由於雕上令人倍感親切的糧食，因此穀圭負有講和與聘女的涵義。《周禮˙考工記》說：「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就緊緊地把穀圭與嫁入皇家的后妃，繫上不解之緣。這點到了驅走蒙古元代，恢復漢人統治的明代，尤其講究。

 

圖四  穀圭墨。朱砂雪金，一面寫墨名，另面滿布粟米紋，中隆起如劍脊。長寬厚12.4×2.9×1.1公分，重136公克。

根據記載典章制度的《大明會典》，其冠服制度，從皇后、皇妃、皇嬪、皇太子妃、親王妃、世子妃、到郡王妃的禮服，都配穀圭，以落實《周禮˙考工記》「天子以聘女」之說。這個規定顯然被確切遵守。因為從從明代帝王的墓葬考古，如萬曆皇帝的定陵、湖北鍾祥的梁莊王、江西南城的益端王、益定王、益宣王墓，及其它許多明墓內，都發掘出穀圭。而徽州歙縣博物館所藏，出自當地明墓的15.5公分長青玉穀圭，更說明了徽墨業對其不可能陌生。

身具如此古老文化意涵，形狀又似墨條的穀圭，當然逃不過尋求古意的製墨家的法眼。方于魯的《方氏墨譜》，就刊有如圖四般的穀圭墨，相似度百分百。其它古玉如鎮圭，蒼璧，珥璧，黃琮，玉玦等，也都入列。

古神獸

犀牛，曾經遍布亞洲與非洲，即使中原大地也不例外。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辭中記載，商王獵犀牛，有次竟獲七十一頭，可見當時繁殖茂盛。由於犀皮可製盔甲，犀角可入藥，使得人們貪婪捕殺，以致於到了西漢晚期，中原地區已然絕跡。隨後華南、雲貴的也未能逃避，據信最後一頭小獨角犀於1922年被殺。自此中國境內要看犀牛，只有到動物園去了！綜觀它的由盛到衰到最後滅絕，可知人的貪婪，註定此悲慘結局。

然而跟犀牛比起來，還有種獨角獸的命運更衰。因為它何時絕跡？為何絕跡？兇手是何方神聖？到現在仍不解之謎。

它就是「獬豸」（音如謝至），古代傳說中的神獸。

相傳它體型像羊，黑毛，四足，但頭上的獨角讓它比羊神奇多了！獨角帶給它分辨正邪的魔力，善辨曲直。於是當它遇到人們衝突或有糾紛時，會用它的獨角指向無理的一方，甚至將罪該萬死的牴死，令犯法者無從遁形。因此也稱「觸邪」。

據說帝堯的刑官皋陶有頭獬豸，審判時若遇疑難，就請出來幫忙裁決，從沒錯過。於是獬豸成了執法公正的化身。春秋時期，楚文王（？～西元前675年）曾獵獲頭怪獸，有人考證是獬豸。為了擁有像它般明辨曲直正邪之能，楚文王就仿它形象做了頂帽子戴上。一時之間造成風尚。秦代時獬豸可能已絕跡，但在公正的考量下，有樣學樣，命執法御史戴上這種「獬豸冠」。（《秦會要訂補》卷十四：「侍御史冠獬豸冠。」）這習尚延續不輟，歷代監察司法體系都借助它來象徵公正。現代司法不再要人穿戴類似服飾，但法院門前往往還有座獬豸的雕像，用意則一。

明代中後期的皇帝大多有問題，荒廢朝政，放任宦官弄權；朝中大臣平日多忙於黨爭，地方官員施政則受制於基層的胥吏。可想而知在此情況下，百姓有冤時往往無法申張正義。導致對於獬豸的仰望充斥民間。希望獬豸再生，以其角來觸邪，匡正天下。於是明季的製墨家方景耀，也像前輩大師程君房，方于魯一樣，響應時代需求製作了觸邪墨。（圖五）

 

圖五　觸邪墨。雙面高寬邊框，面中開光，楷書墨名；四周隆起填藍之長方細框，上飾交替之五道斜紋。框外右書「崇禎壬午年」，左「方景耀珍藏」，背鏤張牙舞爪怪獸ㄧ觸邪。長寬厚 9.9×9.8×2.2公分，重 248公克。

墨製於崇禎壬午（15，1642）年。方正粗厚的邊框，隱含正直不容茍且。背鏤「觸邪」，張牙舞爪蓄勢待撲，彷彿犯姦作惡者就在面前。只是它的造型不像羊，神奇的獨角也不顯著（《程氏墨苑》與《方氏墨譜》所載均同）。好在自楚文王之後，就沒人見過它，何時絕跡更無人知曉。墨上所鏤到底像不像，就別吹毛求疵了！方景耀名氣不大，生卒年事跡皆付闕如，只有此墨（另有八邊形同名者載于《四家藏墨圖錄》）及名為「墨狻猊」之鐵餅形墨傳世。

古制

古代仁君的必要條件，是不得聚斂。也就是不可貪圖民間財富，必須輕徭薄賦、與民生息、以藏富于民。史上的漢文帝，文景之治的開創者，上任後將田賦減半，並減輕成年男的徭役，由每年一次減到三年一次。自己穿草鞋和打補丁的龍袍上朝；不蓋宮殿園林，不添車輛儀仗。節儉愛民，稱之仁君實不為過。當然，這是秦末天下大亂後，民窮財困時的必要之舉。但也得他肯克制自己才行。

撇開漢文帝的特例不談。身為皇帝者，後宮有老母、老爸遺留的後母阿姨、三宮六院、兄弟姐妹、皇子皇孫要養；既沒薪水，又乏一技之長；每天上朝聽大臣搬大道理吵來吵去，要他做這做那還希求配給賞賜；下朝若再有老母嫩妻幼子嗷嗷待哺，這皇帝真不當也罷！所以為皇帝者伸手向老百姓要錢要物質，係屬必然。只要不過份就好。然而何謂過份？

這個問題早在周朝就想過。不僅如此，還條列出諸侯百姓該進貢的九類物品，稱「九貢」。《周禮》中說：「⋯ 九貢 ⋯ 一曰祀貢（祭祀所需）；二曰嬪貢（招待賓客所需）；三曰器貢（製作器物所需）；四曰幣貢（賞賜饋贈所需）；五曰材貢（軍用材料）；六曰貨貢（金、玉、龜、貝類物）；七曰服貢（製作祭服所需）；八曰斿貢（遊玩嬉戲物品）；九曰物貢（各地區特產。）」這些貢品多為實物，少部分貨幣，足供君王生活所需。多麼完美！

所以徽墨家欣然用此古老制度為題。程君房、方于魯兩人的書中都刊其墨樣（圖六左），一面寫「蠻夷竭歡  象來戲福」，另面則鏤裝扮華麗、背馱貢品的大象，採「太平有象」之意。而吳去塵的「九貢」墨（圖六右），雖也是一面鏤象馱貢物，與程、方兩人的相似，但另一面卻不提那拍馬之詞，而代以字體精美的自家店名「浴研齋」。 兩相對照，這位稍晚的製墨名家，對皇上似乎有些意見。何以致此？

　 

圖六　九貢墨。左：九貢圖樣，取自方氏墨譜。右：六邊形，面鏤象馱貢物，旁寫墨名；背嵌米珠，下篆書陽識「浴研齋」；長寬厚11.7×10.2×1.4公分，重192公克。

明代夏季的百年裡，神宗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幾乎占了一半。按理講這蓬勃經濟的果實，應該全民共享。然而萬曆在朝可就變了調，最大受益者竟成了他和手下太監。徽州墨業甚至吳去塵本人，有形無形之中都受打擊。

萬曆帝九歲（1572年）登基，青少年期受到內閣首輔張居正嚴格教育要勤儉。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說他「被限制到沒錢賞賜宮女，以致不得不記錄在冊子上，等有錢以後再行兌現。」真沒面子！好在張居正死得早（1582年），繼任的首輔聲望與手脕都嫩，勸不住更管不住這位久受壓抑、尚在叛逆期的皇帝。獨掌大權嚐到權力滋味後，萬曆帝開始算計如何搜括錢財。其最大手筆乃是向各地派出太監來徵稅及開礦。

這些遍布天下的礦稅宦官，開礦不先探勘礦山再去開，徵稅也不只徵商貨。他們假借地下有礦的說法，拆民房挖墳墓，目的則在勒索納賄；徵稅時的搜索檢查，實際上就是搶劫。萬曆三十八年（1610）刊刻的《金陵瑣事》記載了燈草（製油煙墨必須）販子陸二，在蘇州一帶水路往來販運。有次所販值八兩銀子，但沿江好幾處抽的稅已達半數。再遇索稅人時，他囊中已空。悲憤之下乾脆取燈草上岸，一把火燒了。真慘！

太監奉命後不須親自動手，多的是徒手好閒地痞流氓之流來幫凶。當時派到山東開礦徵稅的陳增，手下有個徽州歙縣人程守訓，是拐騙過妓女的無賴。夤緣投靠陳增，不但在山東剝削敲詐勒索，還找借口到江南搜括，連徽商與任官的同鄉也不放過。最後雖因太過囂張，招致陳增不爽而步上死路，但徽州人已大為蒙羞。吳去塵及其墨肆有沒有直接受害，無從查考。但從其九貢墨與前人的不同，對比之下不免隱現借古諷今之意。好像在說：皇上啊，請看古代的九貢制度，你要的實在太多了！

古墨軼事

細看上面這些墨，可知當時不僅搬古來求雅，且在墨的形狀和邊框上也別出心裁，避免千篇一律落俗套。另外如方正家族造墨多牛舌形；方景耀的狻猊墨如鐵餅般中厚邊薄；其它還有橢圓、花瓣、簡冊、竹節、樹葉、碑等多種形式。只是，有人會想到水滴形嗎？

還真有！萬曆年間知名墨師潘方凱（名膺祉，稱宋代墨師潘谷之後），就有錠美得驚豔的水滴形「清悟墨禪」傳世。（圖七左）它的水滴中間厚而緩緩薄向邊緣，像墨魚骨。正背面無字的地方不設圖案，代之以細雨般的小圓點，讓墨面不致因僅有文字而嫌呆滯，也與墨形完美呼應。潘方凱不像他人愛雕龍畫鳳，卻另闢蹊徑，以雨滴造型與小雨點帶出空山靈雨的禪意，命名清悟墨禪，從容流露出其人文修養與匠心獨運。

墨極美，但依前面的觀點，要稱雅好像有所不足。因為它「古」在何處？是水滴的造型？還是清悟墨禪的墨名？兩者都很陌生啊！

事實上潘方凱也依循了，因為無論墨名還是造型，都有「古」本而非原創。清悟是從蘇東坡家鄉四川來的和尚（禪師？），蘇東坡筆記中有《書清悟墨》：「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 ⋯ 作此大字數紙  ⋯ 意使清悟托此以不朽也。」以及《書別造高麗墨》：「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為握子，殊可用。⋯  」可知蘇東坡與清悟的交情，好到可享其墨法。潘方凱既稱潘谷後代，用此清悟墨禪名追念往事再恰當不過。

圖七　清悟墨禪墨＋𡡅歌為記墨樣圖。左：清悟墨禪墨，雨滴形，通體細雨點紋，面寫墨名，背「新安潘方凱製」，長寬厚 14.7×4.9×1 公分，重 62公克。右：𡡅歌為記墨樣圖，取自《墨海》圖卷四。

至於棄蘇東坡以清悟和墨法造的「握子」形，改用水滴造型，顯然水滴比握子來得有禪意。其靈感應來自另錠古墨。蓋與潘方凱同時的方瑞生（字澹玄），名士袁中道的弟子，製墨藏墨論墨研究墨無一不來。他的《墨海》與《方氏墨譜》和《程氏墨苑》齊名，合稱明代三大墨譜。該書圖卷四內的「培愚閣藏  二十四品」項下，有幅墨樣正是水滴形，面上也滿佈小雨點。（圖七右）無疑清悟墨禪墨之所本。只是該墨的兩面分刻「𡡅歌為記」與「劉泰男劉鐶造」，無紀年。以𡡅歌兩字的不見經傳，劉泰、劉鐶之名也搜尋無果。如何得知它在當時算古？

沒有確證，但可推論。要知培愚閣是嘉靖時代名墨師汪南石的書齋名，裡面藏墨少不了。該墨既然被汪南石選入「培愚閣藏  二十四品」之一，方瑞生也看上它並刊在書內，年代絕不會淺、品質絕不會差、劉泰與其子劉鐶也絕不會是時人。此外，有鍳於安徽合肥有座宋墓出土的古墨，上寫「歙州黄山張谷男處厚墨」，與該墨上「劉泰男劉鐶造」的寫法相近，故它即使非宋代墨，也相去不遠。夠古吧！

潘方凱也刊行《潘膺祉墨評》一書，但內容比方瑞生的貧瘠多了。他有些墨傳世，故宮博物院可見，也在拍賣市場出現過。

小結

搬古求雅的明墨許許多多。翻開《程氏墨苑》、《方氏墨譜》、《墨海》這三部附有墨圖樣的鉅著，可發現日月星辰、山川風物、鳥獸蟲魚、花菓草木、儒釋道藏、墨林典故、祥瑞吉兆、邦國重寶、士林傳奇等題材，只要古籍中有所記載有所闡述，都被搬上墨。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明墨既為之璀璨，雅士亦寶用賞玩。明代夏季，製墨家在萬曆帝橫加的燥熱下，渾身帶勁互相砥礪，將發展上千年的中國製墨業，推上另一波高峰。

只是搬古這招使多了，會不會予人食古不化之感？煩不煩啊！若文人雅士真的只重古，恐怕史景遷也不會想活在那樣的明代。吳去塵在搬古「九貢」之餘，不忘暗諷時事。同在生氣蓬勃的夏季，其它製墨家有無可能使出新招，開前人之所無，更上層樓？

附註

註一　清　姜紹書　《韵石齋筆談》

註二　清　張仁熙　《雪堂墨品》

黃台陽

南宋時已然崛起的桐油煙墨（下簡稱油煙墨），在尚武的元代獲得意外滋潤，悄悄突破松煙墨多年來在文人粉絲、在產地徽州、在原料成本上所建立的防線。眼看離墨業霸主之位僅一步之遙，此時改朝換代來了個朱元璋，漢人重回主導。元朝的武功不能治天下，現在換漢人文治似乎必然。油煙墨想當然將因此受惠更多，很快擊潰松煙墨而君臨墨業。

然而朱元璋密集的伸張皇權，剪除潛在威脅，卻無意間打亂製墨業（不分油煙松煙）的發展。沈繼孫的《墨法集要》生不逢時，非但沒洛陽紙貴，即使被收入《永樂大典》，也未久傳。文徵明寫於弘治辛酉年（1501）的《停雲館帖 》中，就說沈墨翁各書「今皆不傳，傳者新録耳。」油煙墨的湧現典籍並完勝松煙墨，乃是嘉靖（1522 – 1566）年後的事。之前製墨業的情況如何？又是那些因素，讓油煙墨終得以重振雄風君臨天下？

洪武年製墨

洪武年間不時而來的「移、限、殺」苛政，針對的是對皇權有威脅的各類份子。製墨業雖連帶遭殃，但所受衝擊還算漸進。故元末的製墨者與文人之間往來唱合之風，大致尚存。檢視此期間的詩詞文章，除了前篇提過的倪瓚、高啟等人與吳國良、李文遠、陶得和、沈繼孫等之作外，還有：

• 倪瓚的《贈墨生》，稱湯姓墨生：「⋯ 隔水輕煙發，收煤入竈中。⋯湯生法潘谷，千載事同風。」
• 高啟也有《贈賣墨陶叟》：「龍井老人稱墨仙，有家近在荆溪邊。鐵臼秋鳴竹屋雨，瓦篝春掃桐窗烟。⋯」（按：所言陶叟，很可能是前篇中倪瓚稱道過的陶得和。）
• 洪武四年（1371）進士鄭潛的《吳主一惠墨并圖書不至詩以促之》：「萬歲寺前松露香，先生製墨已成莊。⋯」
• 洪武十八年榜眼練子寧的《贈侯伯俊》：「侯家妙墨異人方，蚤歲曽供白玉堂。 ⋯ 」
• 洪武初年任蘇州府學訓導的袁華的《贈劉宗永》，說他「⋯ 却埽烟煤開甕牖，梣汁和膠審時候。⋯」
• 曾任江西布政使參議的沈應《喜墨生吳與言至》，說「⋯  茶爐香滿晴窗下，閑說前人製墨方。」
• 曾任廣東石龍知縣的烏斯道的《惠墨歌》，說贈墨的劉侯「昔年奉使湘潭中，偶聽松間杵聲急。青女三五擣玄霜，⋯」（註一）

它們展現出洪武年間，墨還受文人看重珍愛。也披露出多位前未曾提及的墨師：湯姓墨生、吳主一、侯伯俊、劉宗永、吳與言、以及湖南湘潭佚名者。細看詩句內容，眾人所製松煙油煙墨都有，但以油煙居多。有如呼應了沈繼孫的書，雖提到松煙，但所寫卻針對油煙墨。點出油煙墨此時大致已佔上風。只是臨門一腳在那？

製墨黑暗期

從繼起的明成祖永樂年，到嘉靖中期約一百五十年裡，歷經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各朝，雖然局部偶有戰爭，但天下堪稱太平，百姓安居樂業，正是文人發揮所長治國的好時光。此期間文人不少寫文字，朝廷不少頒文書，對墨的講求絕對勝過洪武年間。只是縱然朝野充斥用墨者，卻共同顯示出對墨不講求也不在乎的心態，以致這段期間像是製墨的黑暗期。具體表現為：

1. 文人詩詞筆記書籍中，少見談墨；
2. 留下大名的製墨家，寥寥無幾；
3. 宮廷製墨看似比民間旺，卻了無新意。
4. 民間贗品劣墨充斥，製墨名家怒火中燒。

這一切可從製墨師李公實說起。嘉靖年間的《宜興縣志》，記載了永樂年間的墨師李公實，說他得元代于材仲的真傳，所造精美絕佳。又曾向學，通曉經書歷史，不是一般人。永樂年間常徵召他到京師為朝廷製墨，許多士大夫送他詩歌。（「李公實造墨，得于氏（元代墨工于材仲）之傳，極其精工。又嘗問學，通書史，非凡流也。永樂間，常被徵赴京供應，士大夫多以詩歌贈之。」）

送詩的有位明代畫竹第一高手、參與編撰《永樂大典》的王紱。他的《題枯木竹石寄李公實》，證實《宜興縣志》所說無誤。（註二）然而令人納悶的是，詩中只讚嘆李公實鄉居幽雅，卻沒提他的墨。弦外之音當時所看重的，在他「嘗問學，通書史，非凡流也。」再看負責主編《永樂大典》的解縉，應該也知李公實。可是他的詠《墨》詩中， 一百多字只談墨之為物多麼好多神奇，卻完全忽略這位當代墨師。（註三）而此忽略狀況，在晚些年出版的《新增格古要論》中，依然不變。

《新增格古要論》一書，是宣德二年（1427）的進士王佐，在考校增補洪武二十一年（1388）曹昭所出版的《格古要論》後，於景泰七年（1456）所完成的。它卷九的〈文房論〉內有條「評墨」，先簡述唐末五代時的製墨大師如李廷珪、張遇、陳朗等。其次敘本朝「各處墨」，說「國朝直隸鳳陽府舊城大東門有查文通墨；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有龍忠迪墨，上有『偽造天誅』四字；常州府宜興縣有（原闕）；徽州府休寧縣有（原闕）。」敘述極短，不僅忽略了洪武年間的製墨盛況，也好像大明朝開國後，只有查文通、龍忠迪兩位墨師值得一提。至於常州府宜興縣項下所闕，可能是李公實，不知為何漏寫；而徽州休寧縣下所闕的墨師，則無從得知。

該書編於洪武年後五十多年，是此黑暗期間，少有設專題談到墨的。王佐在寫文房其他三寶的筆紙硯時，下筆甚多，卻獨薄於墨。無意間表露出洪武年間猶存，文人與墨師的親切互動，在經過朱元璋的苛政荼毒後，已快速消失。只有李公實、查文通、龍忠迪三人留下名號，不是沒有原因。

朱元璋的苛政中，有個直接非難製墨業的，就是明代的匠戶制度。《宜興縣志》說「李公實造墨，… 常被徵赴京供應，… 」，就源於此。當時有多少墨工被編入匠戶，不知。然而根據李東陽《大明會典》之記載，嘉靖十年（1531）統計，朝廷内府工匠有12255名，其中司禮監經廠（印刷廠）占1583名，合為39種別。除負責箋紙、裱背、摺配、裁曆、刷印、筆、畫、刊字等工匠外，還有黑墨匠77人。他們都是世襲匠戶。光是大內就用了這麼多黑墨匠，被各省、道、府徵用的還不知多少。他們的生產不在市場機制內運作，對墨業的發展當然難有貢獻。

經廠內的黑墨匠這麼多，無怪乎故宮博物院至今仍存宣德、成化等年間大內造的御墨。只是這些墨的圖紋題材和形式設計單調，愛用不設背景、也缺底紋襯托的龍、螭圖樣。（圖一）至於其品質，雖有曾獲宣德皇帝賞賜龍香御墨的大臣說它「團團玄玉真無價，馥馥烏雲自起花。」（註四）好像品質還不錯似的。但這種謝恩歌頌的話不可當真。因為據萬曆年間的製墨大師程君房試用後所評，實在不怎麼樣。由此可推想黑墨匠在被徵召的情況下，心不干情不願，製墨時多半不用腦不使力，只求交差了事。

圖一   宣德元年製龍香御墨。背繪五爪龍戲火珠，無背景纹飾。長寬厚 13.1×4.6×1.2 公分，重 82 公克。

文人無心，再加墨工無力，墨市場自然不會有良性競爭。就算偶現佳作，他人眼紅之餘，想的不是砥礪自身迎頭趕上，反而投機取巧仿冒抄襲。《新增格古要論》中說「龍忠迪墨，上有『偽造天誅』四字。」擺明了當時仿冒風氣之盛，逼得龍忠迪怒火中燒。為了維護自身權益，不得不對偽造者下毒咒。在這種惡劣競爭環境下，怎能寄望黑墨匠講求品質勇於突破以推陳創新呢？

暗潮激盪

黑暗期中，包含製墨在內的各業都受壓抑。因為朱元璋的苛政撲天蓋地，意在變大明帝國為男耕女織、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自給自足的農村社會。即使這理想從未實現，但影響深遠。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他《縱樂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sure：Commen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書中，仿明代官員張濤以四季來形容明代社會風氣，受到商業活動影響而變遷的作法，將從洪武到嘉靖中期（1368 – 1550）的近二百年間，依朱元璋高壓箝制力的逐漸衰退，劃分出冬季（1368 – 1450）和春季（1450 – 1550）。冬天嚴酷春天開始甦醒，明代社會就像季節變化，等待夏季的降臨以各顯神通。

在進入夏季之前的日子裡，卜正民認為朱元璋的施政有利農村快速復興，從而生產過剩得以輸出；而此時為了軍事通訊與嚴密掌控所改善的交通網路，無意中竟促進貨物流通。此外人口的增長、技術的進步、分工的形成等，無不推波助瀾。除了導致消費需求大增，並邁向講究品質甚至墮入追求奢華。這些發展影響各業，可以想見製墨業不會置身事外。

製墨處在這樣的大環境裡，松煙也好油煙也好，按理都應一體受惠。然而揆諸事實，到了所謂的夏季明代，稱雄的乃是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等許多大師的油煙墨。松煙墨幾乎銷聲匿跡。何以致此？什麼暗潮在激盪，使得松煙墨一蹶不振，油煙墨卻一飛沖天？

回顧松煙墨的四道防線：一.　完善的工法；二.　鐵桿粉絲團；三.   札實生產基地；四.   優勢原料成本。此時油煙墨的製法早已完備，文人如玉山雅集成員多已接受油煙墨，故左右成敗的因素，全落在生產基地的建立與原料的供應。鑑於洪武年來的移民政策，已摧毀元代新興的製墨基地（如江西），故若松煙墨的大本營徽州仍守舊不變，油煙墨終將望洋興嘆；反之若徽墨轉向，那就乾坤倒轉油煙墨終得笑傲江湖。只是素來保守的徽州墨肆，會在什麼情況下捨棄傳統改投懷抱，想像中該多難啊！

其實說難也不難。因為眾所周知，徽人精打算盤，在乎的是本輕利厚。所以只要油煙墨帶來的利更厚，逐利為上的徽州墨肆不會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取決勝負的乃是製墨主原料的對決。桐油，能否在黑暗期的冬春兩季之中，建立起相對於松木的絕大優勢。

廣植桐禁造船 

敗也朱元璋，成也朱元璋。

起於民間的朱元璋早知桐油在保護木器、製造油布油紙等防水材料、以及造船上的價值。洪武初年，他考慮造船乃海運及防倭寇之必需，於是在南京龍江關（今南京北郊）設置了官方的龍江船廠。又以其需大量桐油、棕纜等，復下令在南京朝陽門外，鍾山之南開闢了桐園、漆園、棕園，種油桐、漆樹、棕櫚五十多萬株，收成供官用以減輕民間負擔。龍江船廠與之後明成祖朱棣在附近所建的寶船廠，擔負起建造與維護鄭和下西洋所用船隻之責。所需的桐油、棕纜等，部分就來自桐、漆、棕三園。

由皇帝發起大規模種油桐，這相信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既然他已表態，四方響應自不在話下。於是到了宣德三年（1428），離朱元璋死去不過三十年，朝陽門外所種的桐、漆、棕樹，已經超過二百萬株。（註五）而在適合油桐生長的南方各省（如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貴州等）的山區，也都大規模種植。這可從明代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年間許多地方志中，均記載桐油為當地重要出產而見端倪。油桐栽種既廣，桐油產出當然大增。此時若消耗端沒等量增長，甚至衰退，無疑將導致桐油價格下降，油煙墨平白受惠。只是好運真會降臨嗎？

這時朱元璋的苛政之一，海禁，無意中幫上大忙。

原來造船雖重要，但他很快發現，若放任民間造船，對他手創的帝國恐怕大為不利。因為過往盤踞在蘇杭一帶的死敵，張士誠與方國珍潰敗後，很多手下都寄身海盜勾結倭寇，流亡海上圖謀再舉。故若對民間實施海禁，應可有效壓迫這些亡命之徒的生存空間，斬斷他們的補給線。

再者，出身貧寒的朱元璋下意識地仇視大地主與富商。鑒於元帝國之亡，一大原因在他們利用財富官商勾結，欺壓百姓終逼民反。他們的起家，多得之於海洋貿易所帶來的巨利。即使元朝廷曾經警覺這點，幾次頒布海禁加以約束，以求官方能獨佔海外貿易所得。但在他們聯手權貴的運作下，禁令很快觸礁，他們依然我行我素。只是他們這回碰上更有心機更心狠手辣的朱元璋，吸取了元代失敗經驗後，他會來什麼硬的？

朱元璋想得很透徹，只要犯禁的工具還在，就難達成禁令。於是除了實施限制出海，他還釜底抽薪，從造船下手。在大明律中，他規定禁止擅造三桅以上違式的大船。繼任的子孫也在此基礎上更加嚴苛，如明成祖朱棣就曾「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景泰年間則嚴格規範福建民用船的尺寸：「其近海違式船隻，皆令拆卸，以五六尺為度。」嘉靖皇帝最狠，下令「查海船，但雙桅者，即捕之。」

這些禁令的結果是，元代能造的大海船、鄭和下西洋的七桅八桅甚至九桅寶船，到卜正民所稱的明代的春季之後，可說無影無蹤。船愈造愈小也愈造愈少，所耗用的桐油當然跟著大幅減少。面對桐油的供應愈來愈多也愈來愈便宜，油煙墨業者喜在心頭，稱霸墨業的日子應該就在眼前。

但是少造船對松煙墨也同樣有利，因為耗用的木料少了。這該給它面對油煙墨進逼時喘息的機會。只是朱元璋還有項看似不相干的施政，終於給了它致命的重擊。那就是砍伐山林大興宮殿。

大興宮殿

由於從小家徒四壁，基於補償心理，朱元璋對於宮殿有特殊情懷。他不但在南京蓋全新的宮殿，還回到老家安徽鳳陽去營建新的都城 — 中都。兩地所造的宫城都極為浩大。尤其中都的，據說比後蓋的北京故宫還大十二萬平方公尺。北京故宮是兒子朱棣有樣學樣，徵調了二三十萬農民和軍人，花了十四年功夫蓋的。只是這麼大片的木造建築群，在當時避雷與防火措施都缺的情況下，大小火災不斷。如紫禁城建成後僅三個月，奉天、華蓋、謹身（現稱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就因雷擊起火燒盡，逼得朱棣下詔罪己。卻平白糟蹋了許多巨大無比、費盡心血運到北京的木料。

火上加油的是，朱元璋龐大的、到明朝末年繁衍已達百萬的龍子龍孫，在他的政策庇蔭下，耗用木料更加嚇人。朱元璋起於貧賤，幼年只有家人互相噓濡，導致他掌權後冷血無情，卻獨對子孫慈祥體貼。為了確保他們幸福，朱元璋定下國家終生包養的制度。龍子龍孫依次封為親王、郡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等，直到通通有獎的奉國中尉，形成龐大的金字塔。他們十歲後就有俸祿，成婚時另給補貼還配給房屋。而位在金字塔頂端的親王，府邸就像個小故宮。

依據《大明會典》，親王府的規格布局與皇宮相似，有王城、四門、前三殿、後三宮、山川社稷壇、宗廟等建築，宮殿屋宇約八百間。比起紫禁城的宮殿屋宇約八千三百多間，即使小了些，但別忘了紫禁城只有北京那一座，親王則先後封了八十六位（其中二十二位為死後追封），分散在全國所蓋出的親王府有四十六處之多。總規模哪裡會小？若再算上數百位郡王的四合院式府邸，每府有屋四十六間，這些龍子龍孫的府邸所用的木料，絕對是故宮的幾十上百倍，也是歷代各朝的皇親所望塵莫及。

所以海禁之後省下來的木料，給皇家蓋宮殿蓋府邸都不夠。只是，皇家耗用的這許多，打從哪來？徽州是不是供料地之一？

徽州木材

文徵明的長子文彭（1498－1573年），正好活在這段期間。他有首《徽州吳君得妙法製墨賦詩贈之》：「新安松枝燒不絶，紅霞碧燄相糾結。收煙調搗三萬杵，練作玄霜烏玉玦。 ⋯ 廷珪巳矣潘谷死，此道只今誰得比。水晶宫客汪廷器，吳郎繼之真二美。 ⋯ 」（註六） 道出徽州有位吳姓墨工，繼名師汪廷器之後，製出好的松煙墨。然而由詩的第一句「新安松枝燒不絶」，似乎此時徽州松木充沛，松煙墨業者高枕無憂不虞匱乏。但證諸其他史籍，這恐怕是詩人一廂情願地誇大之詞。因為，明代皇家用木所需，徽州木商恰恰扮演重要角色。

徽州林木滿山。早在南宋，徽州人就運銷木材。他們冬季雇工入山伐木，等到梅雨季節河水大漲，便用水運由青弋江北送蕪湖，或由新安江東運浙江。據說當南宋定都臨安（杭州）後，大興土木用的木料，多靠徽州木商提供。他們自此食髓知味，多方鑽營採辦宫廷用木，從中獲取暴利。到了明代尤其加厲。如明代文學家陳眉公訂正的《冬官記事》載，萬曆年間興修乾清、坤寧宮，徽州木商王天俊在北京大肆活動，利用採辦官物，夾帶木材走私；又如天啟年間被族人勾結魏忠賢害死的吳養春，他家在黃山有祖傳的林場二千四百多畝，北京蓋宮殿也用其木材；還有崇禎年間的祁門木商廖廷訓，因工部修造皇陵，以效力之多獲詔贈「御商」。

可知從南宋起，徽州木商就在家鄉砍伐松杉。倘若長此不變，不須朱元璋倡導種油桐和海禁，徽墨早就因過度伐松而轉投油煙墨了。好在徽州人早有警覺砍伐之害，除了遠赴其他產地如江西、湖廣、四川採購木材，開拓新貨源之外，還在家鄉廣泛植樹，以三十年為期，之後才再砍伐。如此一來，砍伐栽種循環不息，松煙墨業者真的有望進入文彭所說的，「新安松枝燒不絶」的境界，永遠保有徽州這生產基地。油煙墨哪有機會？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朝廷突如其來的額外徵稅，給了松煙墨業當頭重擊。卜正民在《縱樂的困惑》書中引述1607年編的《休寧縣志》所記，朝廷工部於正德十年（1515）加徵二萬株松樹的實物稅，八年後於嘉靖二年（1523）再度加徵。既然工部指定要的，這些松木應該是供皇家造宮殿、王府、寺廟、或皇陵等所需，非大有年歲的老松巨木不可。像這樣突如其來的加徵，相信之後陸續還有。只是次數多了，或徵收數量沒這麼多，縣志也就不當回事而省略了。

負盛名的徽州松煙墨業者，此刻想必欲哭無淚。製造好墨必須的老松瞬間大遭砍伐，剩下的也絕對惜售。因為木商得擔心朝廷不知何時又來徵收，屆時沒貨的話，下場絕對慘。於是在原料成本飛漲，甚至有行無市的情況下，若墨肆不想自貶身價，用不成材的幼松來造不入流的墨，就只有懷抱遺憾，揮手改投油煙墨陣營了。畢竟，松煙也好油煙也好，都能製墨。有錢賺的就是好墨。徽墨從此轉向，油煙墨終入主徽州這紮實的生產基地，迎向即將到來的明代火熱的夏季。恰似旭日東昇，開展出油煙墨前所未見的榮景。

小結

有如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朱元璋的苛政雖一度打亂油煙墨的腳步，卻又無意間引領它有驚無險地重回康莊大道，最後拱它取代松煙，笑傲江湖贏得製墨王座。此後三百年間是油煙墨的黃金期，名師高徒能工巧匠倍出，御墨貢墨文人墨賞玩墨沓來。為古老的封建時代儒士社會，留下燦爛美麗的註腳。真是何其不幸松煙墨，又何其有幸油煙墨！

松煙墨就此何去何從?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中狀元的楊慎，於嘉靖三年（1524）爆發的「大禮議」事件、也就是嘉靖為他生父爭取名分的事件中，因與皇帝唱反調而被貶到雲南永昌衛（今雲南保山一帶）。隨後在雲南三十餘年，始終不獲赦免而死於當地。這位楊慎，大家都熟悉他的〈臨江仙〉千古絕唱、《三國演義》的開篇詞：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卻少知他還有首《烟丸歌贈製墨毛道士羽周》：「鷄足烟丸古松心，龍眠惜之如惜金。⋯ 」（註七）一開始就稱頌，道士毛羽周用（雲南大理）鷄足山的松木所造的墨。由此可見在偏遠地區松林茂密之地，依然有人用老松製作好墨。就好像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松煙墨失意之餘，只能遠走邊陲覓妥它第一個避難所，好安身存活下去。

第二個避難所，可由比楊慎此詩晚了幾十年，刊於明崇禎十年（1637）的《天工開物》書中看出。作者宋應星在書內說：取桐油、清油、豬油煙造的墨，占十分之一，而取松煙造的，占十分之九。（註八）也就是從墨的用量上來看，松煙與油煙之比，是九比一。這個比率非常懸殊！與前面所說，油煙墨已笑傲江湖的結論大相逕庭，令人不禁好奇他的市場調查與統計分析作法。難道無視離他不的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等眾多名家，所造都是油煙墨？

好在宋應星接著就從墨的價值再加說明。他指出：貴重的墨，主要都是徽州人造的桐油煙墨。他們甚至派人到湖廣的桐油產地去，就近燒廉價油取煙，以帶回徽州製墨。這無疑透露出松煙墨的另個避難所，乃是低價的龐大市場。由於學子習字，商人記帳，印刷書籍，拓印碑帖都要墨。這些墨只要能留下墨跡就可，價格則愈低愈好，沒人在乎墨的品質。

失去徽州，四散各地以松煙造的普通墨，縱然垂手可得，也堪習字記帳印書拓碑，卻毫無特色，難獲文人垂青，當然無從被寫進書籍文章裡。徽州以其漫長的造墨歷史、綿密的產業結構、獨門的製程秘方，順理成章形塑出得徽州者，得墨天下的必然。油煙墨即使南宋年代已然成熟，但後起者無論多秀，就是得仰攻居高臨下的執牛耳者已布建的堅強防線。這條路走來艱辛，卻沒想到卻在朱元璋苛政的無心插柳下，柳暗花明攻頂成功。真是敗也朱元璋，成也朱元璋！

附註

註一　

《贈墨生》   倪瓚

「巖谷春風起，桐花落澗紅。隔水輕煙發，收煤入竈中。豹囊秘元玉，鵞池生白虹。湯生法潘谷，千載事同風。」

《贈賣墨陶叟》  高啟　

「龍井老人稱墨仙，有家近在荆溪邊。鐵臼秋鳴竹屋雨，瓦篝春掃桐窗烟。玄玉初成敢輕用，萬里豹囊曾入貢。日長小殿試烏絲，光進驪珠欲浮動。世間潘李今已無，黄金滿箧爭来沽。詞臣供寫上林賦，畫史用作瀛洲圖。文物年来頗凋弊，喪亂誰言少知貴。便須從子乞双螺，醉草檄書磨楯鼻。」

《吳主一惠墨并圖書不至 詩以促之》　鄭潛  （元明間徽州歙縣人，字彥昭。元時，官至海北廉訪司副使。入明，起為寶應縣主簿，遷潞州同知。有《樗庵類稿》。）

「萬歲寺前松露香，先生製墨已成莊。元圭錫瑞餘波潤，古鏡蟠龍點漆光。鑄就銅章秦篆小，編成隷韻説文長。料應未進蓬萊用，不肯分輝到草堂。」

《贈侯伯俊》　練子寧  （名安，字子寧，江西新淦縣人，洪武十八年（1385）榜眼。建文帝時官御史大夫。燕王朱棣攻破京師，子寧不肯屈服，抗言被割舌。朱棣言欲傚法周公輔成王，子寧以手蘸舌血在地上寫「成王安在？」最後遭凌遲。全族被殺一百五十多人，姻親戍邊。）

「侯家妙墨異人方，蚤歲曾供白玉堂。樸樕霜花收兎葉，淋漓天藻動龍香。文章敢謂抽金匱，圭璧仍煩出錦囊。留取松楳千斛在，蘭亭髙興屬流觴。」

《喜墨生吳與言至》　沈應  （蘇州府長洲人。洪武間，選入文華殿說書，除江西布政使參議。）

「衣上殘雲屐上霜，遠煩來扣竹邊房。茶爐香滿晴窗下，閑說前人製墨方。」

《贈劉宗永》　袁華  （昆山人。生於元季，洪武初為蘇州府學訓導。後牽連入罪，死於京師。）

「曹魏製墨推韋氏，後來獨數南唐李。李家父子藝絶倫，徙居歙嶺由易水。膠煮鹿角松花烟，劔脊小餅雙龍騫。堅能削木黒點漆，好事寳藏今尚傳。蒲潘郭葉宋諸子，姓名班班書墨史。近代西江朱萬初，龍香上貢奎章裏。嗟予老病卧山林，時磨破硯臨來禽。清晨有客叩户入，手抱豹囊操楚音。自言家本廬陵住，金粟岡頭釣遊處。南窮五嶺北燕然，澒洞風塵未能去。少年結客輕公侯，五陵豪俠同追遊。黄金散盡黒貂敝，空餘老氣横髙秋。却埽烟煤開甕牖，梣汁和膠審時候。丹砂紫沈腦麝金，萬杵春雷鳴銕臼。一螺玄玉瑩無瑕，時時抱送文章家。得錢酤酒開小口，醉蹋明月欹烏紗。我聞此語重感慨，兵後髙門幾家在。繡衣紈袴走亂離，無術終填溝壑内。只今車馬四海同，大船撾鼓揚輕篷。西泝宫亭過章水，投老還鄉誰似公。」

《惠墨歌》　烏斯道   （字繼善，浙江慈谿人。獲朱元璋召見賜宴，即興賦詩稱旨，任廣信教授。後授石龍知縣。因受牽連入罪，謫定遠；放歸不久逝。）

序：劉侯以墨見貽，上有繼善堂三字，偶同余字，侯亦詫焉，索賦此詩。

「劉侯贈我龍劑墨，廣踰一寸脩減尺。豹囊初解麝蜚香，麋膠已漫瑿炫色。庭珪骨朽内府空，欲購空懸萬金直。此非庭珪亦自奇，炯炯涎涎堪愛惜。中間復有小隷文，却將余字先題刻。鍾離合在甕中書，王叵偶登江上石。我方蠖屈守蓬蒿，侯正騫騰走南北。浮雲萬事果何如，恰恰遭逢董溪側。問侯此墨何從來，更為徘徊一追憶。昔年奉使湘潭中，偶聽松間杵聲急。青女三五擣玄霜，滿握芳馨喜分得。太平天下忽干戈，珍佩奚囊忍抛擲。幾番囘首望湖南，大半蒼生死鋒鏑。千里無人風雨秋，舊日潭州今瓦礫。墨工尋亦散如烟，似此松煤更難覔。我聞侯言長太息，再拜持歸重雙璧。曈曈初日下簾櫳，謖謖涼風吹几席。正襟端坐興如泉，旋取蟾蜍瀉餘瀝。雲浮鐵硯紫光寒，字學銀鈎漆漿滴。墨雖可盡心無窮，媿乏瓊琚報侯徳。願侯北上扶飛龍，願侯西征除毒螫。謭材不比陳夀徒，定當作傳昭殊績。揮毫瀋墨細研磨，蠆尾蠅頭書一冊。」

註二  《題枯木竹石寄李公實》  王紱

「罨畵溪邊水拍隄，繞隄高樹倚雲齊。君家正在樹深處，滿地綠陰山鳥啼。」

註三  《墨》  解縉  　

「北方黑帝驅松使，松使嘘烟滿天地。神工幻作元霜飛，一斂搗成烏玉劑。腦麝勻膠香屑屑，巧製如琴復如月。休論價值重如金，貴在玉堂堂上列。出處相同毛與楮，生也同生死同死。結隣好箇石鄉侯，親我更親二君子。天池共沐恩波慣，彩鳳龍光幾璀璨。五經載道孰為先，匪我傳來那得見。」

註四  《行書致曉庵師詩札頁·龍香墨》  沈粲  明代書法家

「⋯ 宣德丙午所赐臣粲者。⋯ 新樣龍香墨制佳，九重頌賜倍光華。團團玄玉真無價，馥馥烏雲自起花。永鎮文房為世寶，便書國史進皇家。珍藏什襲重加護，感激君恩豈有涯？」蕭燕翼主編：《明代書法》，《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68頁。

註五   《明史•食貨志》

「洪武時，命種桐、漆、棕于朝陽門外鍾山之陽，總五十餘萬株。……桐樹歲得油百五十斤，欲以資工用省民力，而所費幾百倍，然太祖為之不惜，意在率民也。至宣德三年，朝陽門所植漆桐棕樹之數，乃至二百萬有奇。」

註六   《徽州吳君得妙法製墨賦詩贈之》   文彭   （1498－1573年）

「新安松枝燒不絶，紅霞碧燄相糾結。收煙調搗三萬杵，練作玄霜烏玉玦。設來几案對端侯，雲浮烟散光騰徹。落紙三年不昏暗，一㸃霜紈漆無别。廷珪巳矣潘谷死，此道只今誰得比。水晶宫客汪廷器，吳郎繼之真二美。時時贈我兩三丸，光黑異常心獨喜。日日用之無間斷，經歳方能半寸毁。黄金可得奈墨無，莫輕目前惟重耳。嗟余不欲磨世人，願得一笑臨池水。」

註七  《烟丸歌贈製墨毛道士羽周》 楊慎 （1488－1559年，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縣（今成都市新都區）人，內閣首輔楊廷和之子，正德年狀元，官至翰林院修撰。）

「鷄足烟丸古松心，龍眠惜之如惜金。玄霜遙分玉兔窟，碧髓近挺青蛉岑。茅犀截角光自照，栢麝卻臍香太侵。鴻崖羽人故多幻，鶴馭明朝那可尋。莫辭為我涴霞襟。」（蘇易簡云 : 鷄足山古松心製墨絕佳。碧髓青岑見江淹賦）

註八   　天工開物 · 墨      宋應星

「凡墨，燒煙凝質而為之。取桐油、清油、豬油煙為者，居十之一，取松煙為者，居十之九。凡造貴重墨者，國朝推重徽郡人，或以載油之艱，遣人僦居荊、襄、辰、沅，就其賤值桐油點煙而歸。其墨他日登於紙上，日影橫射有紅光者，則以紫草汁浸染燈心而燃炷者也。」

黃台陽

進入漢人主導的明代，油煙墨的前景看來興旺。因為雖經元末戰亂，但在朱元璋洪武末年，製墨家沈繼孫就寫出《墨法集要》。把油煙墨的製程和所用工具，分二十一節詳細介紹且附上圖示。如描述燒煙時用的水盆：「 用圓厚瓦盆，內闊二尺一寸，緣闊一寸，深三寸半，底平緣直。近緣開指大一竅，用棉塞住，以備放水用。」形狀、尺寸、特徵、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不像傳統上寫這類事，多只寫水盆兩字就算了。所以若有心來學製油煙墨，他的書像自學手冊，讓人很快上手，不用費心揣摩該怎麼做。

沈繼孫為何寫這本書？還寫得這麼詳細？難道他靠製墨為生，年老了想開班授徒，寫這本書來當教材？還是他有意沽名釣譽，想以此笑傲同儕留下一世英名？

看來都不是。因為他在醫術上也有一套，留下的書更多，有《本草發揮精華》、《外科新錄》、《十二經絡治療溯源》、《調膳錄》等。此外還有音韻方面的《廣切韵圖檢例》、《增補廣韵》、《七音字母》，在在顯露才華。製墨對他而言該是興趣，不須賴以為生也不必藉此揚名。

然而他畢竟寫了。並在書的序言中說，有感於前人寫的談墨之作大抵「取墨工之言」，非親身經驗，內容「不足憑也。」因此他的書強調以一己製墨所得，讓有志者知道好墨法在此。（「身所歷、手所試，⋯ 使人知墨之法，實在此而不在彼。」）這個理由官冕堂皇，存好心要人別走錯路，不虛擲時間精力。

由於書的內容確實詳盡可行，他的說法可信。只是若探討這本書寫給誰看的？就有點傷腦筋。給一般文人？不像。因為這些人大抵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凡事不求甚解，不會在意水盆的尺寸等細節。給專業墨工呢？又似乎多此一舉。一方面他們多不識字；再者往往家傳絕學，有祖傳秘方，用不著參考別人書籍來幫自己找麻煩。

剩下來的，只真正有興趣鑽研墨法的文人。這類人有多少？以當時言不樂觀。即使有，普遍的作法是尋訪名師，就像沈繼孫自己也如此。他書中自述：「受教于三衢（浙江衢州）之墨師，⋯ 自此從其法以為墨。」所以，除非他真想開班授徒，否則這本手冊似的書難以派上用場。

古代文人寫作往往有個不說的因素：感嘆自身憂心時局。而且由於怕以此惹禍，還必須寫得隱晦，托庇於其他主題之下。沈繼孫這位才華揚溢的文士，有無可能因此而作？他的書有沒有言外之意？

烏雲籠罩

沈繼孫，住蘇州。明初任翰林院編修的才子高啟，有篇《墨翁傳》說「翁姓沈，名繼孫，然世罕知之，唯呼為墨翁云。」（註一）另據他同鄉後輩，與唐伯虎齊名的文徵明於弘治辛酉年（1501）寫的《停雲館帖 》：「學庵名宗學，字起宗，隱於鍊墨，又自號墨翁。高太史爲作傳， ⋯  學庵尤精於醫，⋯ 所著書有《本草發揮精華》⋯《墨法集要》。」（註二）又可知他的本名和其他字號。文中的高太史，就是高啟。至於前篇文章所引，倪瓚在《贈沈生賣墨》詩序中稱他「學翁」，該是從他的名號之一的學庵，所衍生出來的。

高啟住在蘇州城外北邊（泛稱北郭）。當地房價想來便宜，因此引來不少文士入住（沈繼孫可能也住那）。他們常雅聚唱和，致有北郭十友、北郭十才子的稱呼。高啟有首《酬吴興沈墨翁贈墨》的詩。十才子中的王行，也留下唱和之作《次韻沈學庵閒居雜興三首》。他還寫下「學庵予友也。為人謙慎， … 纂修《外科新錄》、 …《墨法集要》 … 等。」但真正凸顯兩人深厚交情的，是他另首長達168字（不含序言）的《贈櫛生沈志道》。（註三）

櫛生指梳理頭髮者、乃當時的櫛髮（理容 ）工。古人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儒家觀念，基本上不隨便剪頭髮，而以梳理為主。當頭髮愈來愈長時，講究體面的，就會找櫛生來幫忙打理。所以他屬於工匠之流，社會地位沒有現代的髮型師高。因此，以王行這位北郭才子（下文還將提及他與江南首富沈萬三家及大將軍藍玉家都有密切關係），怎會為傳統上身分較低的理容師來賦詩相贈？

這緣於沈志道是沈繼孫之子！該詩序中說：翱翔士林卻不出仕、年逾六十的沈繼孫帶他「能讀書」、卒為櫛生的兒子來，以其將西游而請王行贈詩。因而讚其子手藝好（「況今子復異於眾，雅有古意蟠心胸」），提及過去多請他整肅儀容（「時亦藉子修儀容」），最後祝福他「子今遠行事遊歷，湖海賸有神仙蹤。」顯示出兩家往來密切，情誼深厚。

但這首詩最值得玩味的，是它曝露出沈繼孫家的怪異。而由這些怪異，或許能推論出沈繼孫為何起意、以及日後促使他下筆寫成的原因。

試想，王行說沈繼孫翱翔士林，學問不錯。那麼其子沈志道既然能讀書，何不盡心栽培？若兒子能讀書卻不喜歡深入，也可考慮讓他跟著老爸學醫、或學製墨來克紹其裘，延續家傳絕學。怎麼會放任、甚至鼓勵他去從事櫛髮？以古人心中深植的士農工商觀念而言，實在說不通。除非、除非沈繼孫認為他所致力的讀書、醫藥、製墨，非但不能幫兒子帶來幸福，還有可能招致禍害！

其次，沈繼孫以當時堪稱高齡的六十多歲，居然放兒子遠走他鄉，豈不怪哉？此行既非為了遠大前程、又無賺錢厚利，只是遊走異地的櫛生，遠赴異鄉人生地不熟，能有多大發展？沈繼孫為什麼不留他在繁華、熱鬧、已建立客戶口碑的蘇州來持續開展業務，同時在家盡孝呢？

這一切都得怪朱元璋！因為他的洪武年代，有如濃密烏雲，緊緊籠罩蘇州、乃至整個江南的文人頭上。烏雲充滿肅殺，不時雷電交加引發不測。文人遭殃之餘，連油煙甚至松煙墨的發展也為之停頓。而沈繼孫為自己與兒子所規劃的生存之道，終能讓他們避開如高啟、王行般的悲慘命運，進而使沈墨翁在高壓的時局下，於洪武末年刊印《墨法集要》，將他對高、王的懷念，留下隱晦的見證。

苟延殘喘的製墨業

製造業要穩定成長推陳出新，其上中下游產業的健全乃是關鍵。製墨當然也不例外。元代重視海運與貿易，使得上游的原料（木材、桐油）供應足、中游的運銷網路通。而身居下游的文人消費者，在不獲重視的情況下，終寄情於風花雪月金石古玩（如玉山雅集），卻無意間帶動對墨的欣賞講求，引領名工倍出。不僅油煙墨為之快速崛起，原來獨領風騷的松煙墨，也依然能固守一片天。

然而進入明代後，從洪武到嘉靖中期約一百六十年之間，製墨業幾乎一片空白，典籍中相關的描述極少。對照之後風起雲湧的徽墨，有如天壤之別。其關鍵就在乞丐和尚出身、 文化水平低、但天賦不凡的朱元璋。    

如此出身，最後卻擊敗群雄君臨天下，艱辛的過程塑造出他自卑又自大、用人卻疑人的複雜個性。他只相信自家朱姓子孫，而為了留給他們辛苦掙來的江山，他毫不留情摧毀潛在的風險。功臣、武將、富豪、鄉紳、文士、敵對勢力的子民，多方羅織入罪。雷霆手段歸納起來，不外乎「移、限、殺！」拜它們的連帶效應，製墨業的上中下游全遭重擊，市面只剩無足輕重的普通墨在撐場面。

移

明初的人口大遷移，固然有戰亂後重整的考慮，但朱元璋出自「防民如防川」的狹隘心胸，恐怕才是幕後主因。他把昔日強敵、據有兩湖及大半江西的陳友諒治下的百姓，「湖廣遷四川」、「江西遷湖廣」；又把以蘇州為首都、領有江南膏腴之地的張士誠的屬民，富戶遷其家鄉安徽鳳陽、京城南京，就近看管；平民遷蘇北及北直隸（河北）濱海地區墾荒；再把盤踞浙江的方國珍的富民，遷往南京。如此瓦解根除宿敵在地方上殘存的勢力和影響力。（按：現蘇州之「閶門尋根紀念地」，即當年移民集散處。）

限

沒移走的，就以十戶為甲、十甲為里的里甲制度，把他們圈限起來。又編定匠戶，規定父業子承來限制轉業。還規範人們衣著，強制簡樸。並且進一步限制其活動，他估算平民日常的活動範圍在二十里（約十二公里）之內。於是《大明律》中規定：任何人超越家居百里（五天行程），就須持官府核發的「路引」，商人也不例外。更離譜的是頒布禁海令，限制民眾通海進行貿易，閉關自守背離了唐宋以來近千年的作法。

殺

行動可以被限制，但思想、才華卻無法掌控。朱元璋深知那些思想複雜的文人、知兵善用的武將，深具潛在威脅。乾脆狠下心、直接了當一勞永逸的殺殺殺。除了藉文字獄殺些文士來殺雞警猴外，不著痕跡地清除曾經是他文武股肱的劉伯溫、徐達還算小意思，宰相胡惟庸謀反案株殺三萬多人，連皇帝親家、首位宰相李善長及其家屬七十多人也不放過；之後大將軍藍玉案再殺一萬五千多，包括多位公侯伯爵的開國功臣。

大規模的強制移民，導致原來的社會結構支離破碎，產業自然不例外。於是在元代才蓬勃興起的江西製墨，受害於「江西填湖廣」的大量人口流失，從此一蹶不振。江南其它地區的，同樣也嚴重衰退。而設限平民的活動範圍，必然阻滯原料與成品的運銷。使貨物的運送成本增加、交貨期變長。因此原料成本與送達時效難以掌控，墨的製作與交貨當然多添風險。朱元璋的「移」與「限 」，重創了製墨業的上、中游。

但打擊製墨最重的，是「殺」。因為它摧毀了好墨的需求面，瓦解了好墨賴以維生的下游市場。原本講求墨的社會精英，無論在朝或在野，經過朱元璋無情殺戮之後，倖存者戰戰兢兢，且置身在他要求簡樸的風氣下，哪有心繼續玩墨愛墨論墨賞墨？如此失去了知音與市場的製墨業，怎麼會有動機來推陳出新製作高端好墨？

高啟之死

沈繼孫曾經與會、在元代與製墨家互動良好的玉山雅集，其主人顧瑛於洪武元年（1368年）被移民至貧瘠的鳳陽，次年病死；曾經賦詩稱讚沈繼孫的大畫家倪瓚，窮困潦倒於洪武七年病死。想到往日與他們的歡樂，憶及倪瓚稱道他的墨「煙細而膠清，黑若點漆，近世不易得矣！」沈繼孫一定滿懷悲戚與不安。只是這份悲戚不安，跟前一年的悲憤與驚恐比起來，該有如烏雲之於超級颱風夜吧！

洪武六年，寫《墨翁傳》的高啟、北郭十才子之首的高啟、以詠梅詩句「⋯  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 」被毛澤東譽為明代最偉大詩人的高啟，竟遭朱元璋腰斬。只因他為新修蘇州知府衙署所寫的文章中，有「龍蟠虎踞」四字。府衙位在與朱元璋爭雄的張士誠的舊宫址，因此那四個字被喧染為讚張士誠有皇帝命，犯了大忌。再者，三年前高啟不給面子，辭官回蘇州，已讓朱元璋大為不快。舊恨新怒，年方三十九的高啟的噩運就此確定。

史料記載在南京腰斬高啟時，朱元璋竟親自到場監斬，不知他何等心理。腰斬最駭人之處，是受刑人不馬上死，卻無助地看著己成兩截的身子血流不止、輾轉哀號斷氣。據說高啟當時還忍痛強撐著半截身，手沾自己鮮血，寫下「慘慘慘」三個驚悚大字！（另說他活活地被腰斬成八段。）這種場景傳回蘇州，可想而知一定造成天大震撼，讓沈繼孫絕對無法忘懷。

高啟才華出眾卻個性高傲。這可從他推辭不就戶部右侍郎（財政部副部長）一職看出。如此高傲的人，卻為相對平凡的沈繼孫寫下《墨翁傳》，當然兩人友情不比尋常。該文說墨翁重品質勤製墨，用料好、製作精、以致價昂而客稀。然而依然堅持不為求利而粗製濫造，彰顯其不羡名利與擇善固執。由此可見高啟是沈繼孫的知己。

知己慘遭橫逆，墨翁的反應除了悲憤驚恐，還有更多的憂心與徬徨。朱元璋對蘇州人的蔑視與無情是不爭事實。他憂心是否會受牽連。即使自己年逾四十或不足惜，但兒子呢？他徬徨是否該出走，然而在朱元璋的高壓控管下，安身之處又在哪？兒子能讀書，只是最能讀書的高啟的悲慘結局就在眼前，讓他讀書豈不等同陷他於險境？憂心徬徨中，他或許想起蘇東坡《洗兒詩》中的「我被聰明誤一生，唯願孩兒愚且魯」。現在談愚魯已太遲，但是，但是「窮則變、變則通。」能否變通？

於是讓兒子像個愚魯的人，遠離讀書學門手藝的想法，悄悄浮出。想來如果讓他學與讀書無關、也遠離家傳醫、墨的手藝，或許能在自己被牽連時，辯說他忤逆而設法脫身。然而茲事體大，若幾年後天下穩定，朱元璋心安時或許醒悟蘇州對它的價值，不再迫害蘇州人；又若老天爺有眼，讓老頭兒（傳說中蘇州民間對朱元璋的稱呼）一病不起；又若  ⋯ ，那此舉豈不誤了兒子終生？左思右想，總難狠下心來做出決定。

沈繼孫的猶豫，很快就知是多此一舉。因為往後幾年裡，蘇州文人持續遇難。如與高啟合稱明初（或吳中）四傑、投身仕途的楊基、張羽、徐賁（皆列名北郭十才子），楊基因遭讒而受罰作苦工，死在工所；張羽在貶官後被召回時投江而死，尸骨無存；徐賁有一說因犒勞軍隊有誤，被下獄迫害致死；還有蘇州文人姚潤、王謨，只因不肯出仕，就被毫不留情地斬首抄家。隨著他們次第被殺，沈繼孫何時下的決定並不重要，兒子沈志道已註定走櫛生之路了。

王行之死

賣沈繼孫面子，為他兒子賦詩的王行，出身貧寒，父親為中藥店夥計。他懂事後隨侍在旁幫忙，老闆發現他能讀書，乃刻意栽培，終得列名北郭十才子。他一直沒入官場，保持低調故此刻尚能無事。他命中似乎有兩家貴人，一有錢、另有勢，在他們庇蔭之下，不用為五斗米折腰。有錢的是江南首富沈萬三家，有勢的則更嚇人，大將軍藍玉！只是他本一介平民，怎麼會跟這兩家搭上關係？

原來王行成名後，在蘇州城北的齊門設私塾投身補教，並累積名氣晉身名師。於是元末被老家在周莊的沈萬三家聘為西席（家庭教師）。（按：此時沈萬三是否已老死，考證無定論。）洪武十二年，不知誰牽的線，他在南京就館藍玉家，頗受重視。據說藍玉曾帶他去見宰相胡惟庸。只是隔年胡惟庸案爆發，他有所警惕就辭回蘇州，隨後重入沈萬三家任教。而沈繼孫帶兒子來看他，就在此時到他再離蘇州之前。

洪武二十四年，他因家庭被編為匠戶，得去南京服工役。這時南京因胡惟庸案再起而風聲鶴唳，連老相國李善長一家七十多口都被殺。本來他年近六十，可以改讓兒子代替。但據說他講了句「老虎穴中好遊戲」，就毅然上路。藍玉的兒子聽聞他來，再請他到府教書。此時他好像忘了之前怕受胡案波及之事，居然應允。而透過他，多金的沈萬三家隨後也跟藍家搭上線，想得此靠山可高枕無憂。誰知朱元璋心狠手辣，以「謀反」為名，突然把藍玉處死剝皮。株連所及，王、沈兩家跟著陪葬。

藍玉的謀反罪名，史學界多認為是冤案。但對於藍玉本人，卻也有驕縱枉法恣意橫行的評價，認為他死有餘辜。如他在自家莊園中蓄養家奴欺行霸市、強占老百姓田地、毆打驅逐前來詢問的御史等。這樣無品無行的人，志行高潔不求權勢的王行，怎麼會委身於他家？第一次去，或許藍玉的惡跡還不顯著，狀況不明而誤入；但十年後再去，就說不通了。其中會不會有隱情，讓他義無反顧直入虎穴？而沈萬三家族，真的是莫名其妙來陪榜的嗎？

真相永不得而知。但從王行的不找人代打去南京、從他出發前說的話、從他不嫌藍府惡名重作馮婦，都隱約指向他有目的、有意接近藍玉。而幕後推手，很可能是沈萬三家。原來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春，沈家有子弟因田賦及他故（胡惟庸同黨？）被捕；之後沈萬三的女婿被扣上胡黨的帽子，滿門抄斬。這些警訊，想必讓沈家如驚弓之鳥，急於找靠山。王行是藍府故舊，又與沈家交往約三十年，自然是求助對象。

沈家若出事，多年西席的王行當然被株連。但年近六十的他縈繞在心的，該是故友高啟、楊基、張羽、 ⋯ 眾多慘死的蘇州文人、與朱元璋對蘇州的橫征暴虐。因此他想以及老之軀，到南京為自己為好友、為蘇州百姓做最後一博。他說的「老虎穴中好遊戲」，正如荊軻的「風蕭蕭兮易水寒」般悲壯。只是有所隱誨，沒講出他的遊戲對象是朱元璋。藉著沈家的巨大財富，他或認為有機會鼓動藍玉除掉朱元璋。只是他低估了這位乞丐皇帝，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朱元璋迅雷不及掩耳地族誅藍玉，一切成空！

發憤寫書

王行是怎樣被殺的？由於同時間有太多人赴死，他又不是大咖，故史無記載。很可能喀嚓一刀了事，沒高啟般慘。但可想而知當消息傳回蘇州時，對沈繼孫的震撼，更勝於高啟之死。一方面墨翁此時年歲已高，知己彌足珍貴，何堪再有遽亡？另方面高啟被斬時，株連之風還不盛，然而在胡惟庸案大殺戮之後，眼前的藍玉謀反案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不得不擔心這把火會不會燒到自己身上。

可安慰的是，兒子早經安排遠離蘇州。若藍案株連，他或有機會逃過。此刻的沈繼孫年約六十五，風燭殘年孑然一身，人生可說已無牽掛，朱元璋那個老頭子要殺要剮，就由他罷！只是牽掛雖無，遺憾卻有。對於引他為知己、且欣賞寶用其墨的高起、王行、乃至北郭其它慘死的好友，他心懷愧疚。因為在恐懼株連的情況下，他一直沒寫下隻字片語來追悼他們。如今，總該設法來彌補這個遺憾。只是，能否找到變通作法，就像當年幫兒子所設想的？

想起太史公司馬遷當年為友抱不平而受宮刑，最後卻成就他寫出《史記》的往事，沈繼孫有了主意。若以自己拿手，且獲知己好友稱道的製墨為主題來寫本書，不但可以發抒對他們的懷念，且能對高啟在《墨翁傳》中曾指出的不重品質的製墨風氣，有所匡正。這比用鮮花素果等來追悼他們有意義多了！同時也不須擔心若寫詩詞文章來紀念他們時，真情流露所可能召致的風險。

於是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在位的最後一年，《墨法集要》刊印。沈繼孫一定很慶幸，因為朱元璋即使在死前，依然毫無善心，仍下令處死一大批他所謂的藍黨。沈萬三家族近八十人赫然其中，一個富可敵國的家族就此煙消雲散。而他這位王行好友的沈姓人士，竟逃過株連，是祖上積德，還是高啟王行等北郭好友在天之靈保佑？

沈繼孫在《墨法集要原序》中，試著交代寫書緣由。他首先提到前人著作大抵「取墨工之言，非身歷手試」，「不足憑也。」而他起先製墨，也照著那些書做，效果真差。其後「受教於三衢之墨師」，一改前非，才製出好墨。因此送禮給老師，不但不收，還要他「不揚其姓名，恐鄉里同業知之或怨」。這是洪武初年的事。（時洪武之初也。）他自誇從此所製，「識者謂墨有古意」，使得他「思念師之德，追憶師之言。」因此以親身經驗來寫此書，「使人知墨之法，實在此而不在彼。」

話説得懇切，卻有問題。因為早在洪武初年高啟為他寫的《墨翁傳》中，開頭就說他曾經游歷荊楚（湖北），遇人傳授古代造墨法後，認為以賣這種墨，就夠錢讀書，何必急切地四處奔走呢？於是回蘇州，在自家門上貼出「造古法墨」。（嘗游荊楚間，遇人授古造墨法，因曰「吾鬻此，足以資讀書，奚汲汲四方乎？」乃歸，署門曰『造古法墨』。）由此看來，除非高啟亂寫，否則三衢墨師之說大有可疑。但高啟在那麼早年會亂寫嗎？倒是他在濃濃殺氣下，極有可能指東道西，以遂行他追懷故友之意。

回過頭來看《墨法集要原序》。文内的「識者謂墨有古意」，這識者指的是高啟、王行、乃至北郭十才子其它人等，應無疑義。但為何不直接寫出以紀念他們？這時三衢墨師派上用場。墨翁沈繼孫在序中假借三衢墨師所說「戒不揚其姓名，恐鄉里同業知之或怨。」點出沒寫出名字的苦衷，怕寫出後會為鄉里惹禍，招來怨恨。墨翁對好友的追念情懷，終於藉著這本書而有所寄托、得以宣洩。

後記

書印了多少本？流通情形如何？讀者的反應？都沒記錄。只有文徵明在《停雲館帖》中為他寫下「⋯ 所著書有《本草發揮精華》、⋯《墨法集要》、《增補廣韻七音字母》，今皆不傳⋯。」這時已百餘年後，對他這既無功名又乏社會地位的人來講，有此結果應不足怪。然而問題來了，那存世的《墨法集要》從何而來？

現常見的版本來自於乾隆皇帝令修的《四庫全書》。它從明代的《永樂大典》中輯錄出該書而將之納入。因此存世的功勞得歸《永樂大典》。據粗略統計，這套永樂五年（1407年）定稿，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所收錄的古代典籍達七、八千種之多。只是1398 年才刊行，相對較新且非知名人士寫的《墨法集要》，何德何能在浩瀚古書中脫穎而出，博得《永樂大典》纂修官的青睞？

這恐怕又是北郭好友的庇蔭。原來明成祖朱棣最先命江西才子大學士解縉來編這部書，但才子的學問太好，選的多為自古正統經典，不合朱棣口味。這才叫他的軍師，通儒、釋、道各家之學的姚廣孝（道衍禪師）來參與監修。姚廣孝是蘇州人，北郭十才子之一的王賓的學生。（註四）王賓與沈繼孫交情也深，且同樣不入仕途。他對姚廣孝協助朱棣奪去建文帝的江山很有意見。據說姚廣孝衣錦還鄉去看老師，他卻掩面而走拒絕相認。如此看來，姚廣孝可能因沈繼孫與王賓相熟、甚至彼此也認識之故，特意選《墨法集要》入《永樂大典》，以間接報答老師與鄉里。

附註

註一　高啟 《墨翁傳》

「墨翁者，吳槐市里中人也。嘗遊荊楚間，遇人授古造墨法，因曰：「吾鬻此足以資讀書，奚汲汲四方乎？」乃歸，署門曰「造古法墨」。躬操杵臼，雖龜手黧面，而形貌奇古，服危冠大襦，人望見，咸異之。時磨墨瀋數斗，醉為人作徑尺字，殊偉。所製墨有定直，酬弗當，輒弗予。故他肆之屨恆滿，而其門落然。

客有誚之曰：「子之墨雖工，如弗售何？」翁曰：「嘻！吾之墨聚材孔良，用力甚勤，以其成之難，故不欲售之易也。今之逐利者，苟作以眩俗，卑賈以餌眾，視之雖如玄圭，試之則若土炭，吾竊恥焉。使吾欲售而效彼之為，則是以古墨號於外，而以今墨售於內，所謂衒璞而市鼠臘，其可乎？吾既不能為此，則無怪其即彼之多也。且吾墨雖不售，然視篋中，則黝然者固在，何遽戚戚為乎？」乃謝客閉戶而歌曰：「守吾玄以終年，視彼沽者泚然。」客聞之曰：「隱者也。吾儕誦聖人之言，以學古為則，不能以實德朋其中，徒飾外以從俗徼譽者，豈不愧是翁哉？」歎息而去。

齊人高啟聞其言，以足自警也，遂書以為傳。翁姓沈，名繼孫，然世罕知之，唯呼為墨翁云。」

註二　《六藝之一録卷三百六十一  歷朝書譜五十一  明  詹孟舉書王光庵敘字》

「右詹中書孟舉書，吾鄉王光庵先生敘字一首，敘爲沈學庵及其子貴成作，學庵名宗學，字起宗，隱於鍊墨，又自號墨翁。高太史爲作傳，稱其能書徑尺大字。貴成，字志道，於櫛髮皆博學善書，抱奇崛之行。學庵尤精於醫，故與光庵善。所著書有《本草發揮精華》、《十二經絡治療溯源》、《外科新録》、《墨法集要》、《增補廣韻七音字母》，今皆不傳，傳者新録耳，然獨王氏有之。孟舉，婺源人，仕元爲供奉監照磨兼善用庫副使。洪武初，授吏部奏差鑄印局副使，後爲中書舍人卒。其書評者謂：‘兼歐、虞、顔、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爲國朝書家第一。’此紙沈氏物，光庵從孫雲偶購得之，裝池成卷。俾予疏其事，詹書近時絶少，此文既有關王氏，而又家集所不載，雲之寶此，尚可以尋常翰墨論哉！光庵名賓，字仲光，其行能之詳自具家傳，兹不復著云。治辛酉，徵明。（《停雲館帖》）」

註三　王行《贈櫛生沈志道》 　

「吳有隱君子 姓沈氏 翺翔士林 而不肯用其學於仕 年踰六十矣 鍊墨以自食 因號墨翁 有子志道 能讀書 篤厚勤謹 嘗曰 吾力不足以務農 吾巧不足以爲工 商固不爲也 則將何所於食耶 乃修櫛髪之業焉 以爲理人之髪 可以自治心之躁動 理人之耳 可以自治目之忤視 以是而食 所得多矣 故其以櫛名 特善扵他以櫛名者 是足以見墨翁之家教也 今將治裝西游 其父攜來與予别 且求贈以詩  云」

「安眠海運朝黄宫，髪如日出蒙霜松。含風老梳起爲櫛，習習萬竅聰明通。

市門有客亦何者，山花滿髻雙顴紅。肩囊朝出暮復返，彈鑷逺送孤飛鴻。

嗟兹兩事誰所記，豫章太史眉山翁。自非此藝有妙適，孰肯置爾詩囊中。

况今子復異於衆，雅有古意蟠心胷。清陰綠樹畫簷静，湘簾拂拂生㣲風。

青雲撒地絲萬縷，綰束不厭冠巾重。予年漸衰歎種種，時亦藉子修儀容。

子今遠行事遊歴，湖海賸有神仙蹤。烟霞塵土偶相遇，會須更達純陽聰。」

註四　明 黃姬水《貧士傳：王賓》　　

「王賓  字仲光  吳郡人也  志不願仕  永樂中  自壞其面  終身獨居  無妻子  髽髻布袍  遊行市中  家貧無業  賣藥以資  所至  羣兒隨焉  郡守姚善  枉謁衡門  賓據坐受拜  以道誨之若師  弟子姚少師廣孝  貴歸來訪  弗肯見  方盥掩面而走  仲光耽漁獨影窮棲  毀顏佯廢  編髮高  嬉性  偕赤子道屈貴輿同邦  企德展矣　我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