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之美 – 書造型

黃台陽

電子閱讀已快速進入我們的生活，在家中、公車、捷運、星巴客、任何戶外空間，愈來愈多的人用電子裝置來消磨時間、尋求新鮮、探索世界、解密人生。而傳統的紙本書，以及與它息息相關的實體書店（如金石堂、新加坡的PageOne、美國的邦諾），正加速從眼前淡出、甚至消失。根據統計，台灣出版業的產值，在二O一二年到二O一五年這四年間，從三百五十二億元台幣跌至一百九十億，平均每年消失四十億，令人咋舌，更憂心紙本書到底還能撐多久。

不過縱使感慨千千，還是得接受長江後浪推前浪的不變定律。想當年，紙本書不也淘汰掉埃及的莎草紙書、中東的羊皮書、印度的貝葉書、古老華夏的竹木簡書、帛書？而羊皮又淘汰掉泥板、竹木簡又取代甲骨、青銅，都曾經獨領風潮、固一世之雄也。

華夏大地的書籍，從一開始就跟墨有不解之緣，因為它上面的字，都是靠墨寫的，即使最早的甲骨文也不例外。甲骨文看似刀刻，但其實它先用筆墨寫出，再用刀依筆畫來刻。之所以要費勁補上刻的動作，乃是因為甲骨上的墨不容易存留，隨手就能抹去。之後到用竹、木削成簡來供書寫時，才省下這層顧慮。墨從此獨當一面，引領風騷。

墨與書既然密不可分，那把墨做成書、尤其像古書的樣子，就可能增添它的魅力，抬高它在讀書人眼中的價值。倘能因此多賣些錢，何樂不為？於是嗅覺敏銳的製墨家，巧妙推出仿古書造型的墨。

竹冊造型墨

華中華南一帶，自古盛產竹子。而先民就地取材，發揮智慧把竹子變成書寫的載具，其創意絲毫不輸古埃及人的把莎草作成莎草紙。製作竹簡，通常挑節長皮薄的竹子，截成段後劈成同寬（約O.六公分）的竹片，再把沒有青皮的內圈面削平，四邊磨光讓它不刺手，基本上就能供寫字了。不過由於新砍的竹子富含水分，日後容易長霉腐壞，因此在使用前還得先用火烘乾。這個程序古人稱之為「殺青」，沿用到現代，轉為定稿的意思。

要寫字的時候，空白的竹簡放在左邊，左手拿、右手寫，從上到下寫滿一條後順序推到右邊。全部寫完，再用繩索依序編連起來，成為一冊文書。胡開文墨肆造的漢蔡邕書墨（圖一），正是以四條竹簡表達出此意象。看它是不是像個「冊」字？

圖一    漢蔡邕書墨。四竹簡連冊形，正面額端橫寫「漢蔡邕書」，下「蒼珮室主人胡開文仿造」，背寫「定冊帷幙 有安社稷之勳」，長寬厚9.3×3.6×0.85公分，重46公克。

而為了搭配此造型，胡開文在高人指點下，還在墨上刻寫了東漢晚年大文學家兼書法家蔡邕的題銘「定冊帷幙 有安社稷之勳」。選用的原因，該是基於蔡邕的題銘中有「冊」字；且那時雖已發明紙，但尚未普及，正式的文書仍然用竹簡來寫，故推斷蔡邕的題銘原先是寫在竹簡上。（蔡邕題銘的石碑拓片如圖二，取自網路。）

圖二   東漢蔡邕書法。（取自網路）

寫下題銘的蔡邕，是民間傳說中大大有名的蔡伯喈。元代戲曲《琵琶記》中說他進京趕考高中狀元後，貪圖富貴滯留京城，然而故鄉饑荒，元配趙五娘辛苦獨力奉養公婆。直到兩位老人家死後，趙五娘才一路彈唱琵琶行乞，終於找到京城負心郎。這當然不是事實，歷史記載他學問書法俱佳，著名的刻上儒家經典的熹平石經，就是在他領銜倡議及書寫下，才豎立於洛陽太學所在。只是戲曲（乃至以後拍成的電影）影響力太大，使得基層老百姓對他的負面印象根深蒂固。

這句題銘是稱讚人：在朝廷中參與決策，立下安邦定國的功勳。蔡邕為什麼寫下這句話？以他的學問成就，是在標榜他自己嗎？

說出來讓人意外，這句話竟然是在稱讚一位姓州名輔的宦官。東漢晚年宦官集團的勢力很大，州輔與曹操的養祖父大宦官曹騰一夥，在擁護漢桓帝對抗外戚集團的決策中有功勞，歷經中常侍、大長秋等尊顯宦官職。他死的時候蔡邕還沒成名，因此蔡邕這題銘大概是在日後立碑時奉命寫的。蔡邕在朝中與當權宦官的關係不好，晚年最欣賞他的竟然是軍閥權臣、專擅跋扈的董卓。孰料因此導致用貂蟬美人計殺掉董卓的司徒（宰相）王允不諒解，繫獄而死。以他幫州輔所寫的題銘來看，是不是有點情何以堪？

竹簡細長且輕，在河南汲縣戰國時期魏襄王墓、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湖南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遺址，都曾大量出土，說明了使用竹簡的地域和時間，極為廣泛悠久。一條竹簡上通常可寫一行約三十到四十個字，但不見得能完整敘述一件事，此時得再拿竹簡接著寫，隨後還有排序及用繩索編連的工作。有沒有辦法偷懶省點麻煩?

當然有！把字寫小點，儘量湊合在一條竹簡上不就得了？確實，在少數竹簡上真發現有寫兩行字的。只是這一方面太辛苦委屈自己，得小心翼翼寫蠅頭小楷；另方面老板上司不見得接受，因為老花眼的他總要求字愈大愈好。於是有人想到擴大可寫字的面積，竹簡因材質所限不容易做到，那就換用便宜充裕的木板作材料。木簡（或稱木牘）於是誕生。

木簡造型墨

木簡的大面積還有個好處，就是除了寫字，它上面還可以畫圖。一九八六年在甘肅天水的放馬灘，就出土畫在四塊松木板上的地圖。根據同時出土的竹簡來推算其繪製時間，應該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前，距今已二千二百多年。此外，在甘肅居延的肩水金關出土的西漢木板上，畫有繫馬的大樹和站著的吏士，這都是竹簡上看不到的。

康熙年間的製墨家吳倬（字天章），曾製作木簡造型的墨（圖三）。它用華麗的錦緞來從中綁好木簡成冊，予人簡樸大方中流露出高貴的印象。但奇怪的是，這墨上的文字的擺法，與常規不同。正面寫的「天章」，既像墨名、又像代表製墨人；墨的背面則留白，原本該標記製作年和墨肆的兩側，卻寫上通常擺在正或背面的「製成不敢用」、「貢入蓬萊宮」的出自蘇東坡的詩。它大異常規的設計，令人難以琢磨其用意。

由於前面的文章（《康熙乙亥年》及《有請蘇東坡》）中，已分別談過吳天章其人及蘇東坡相關的詩，故此處不再贅述。唯一的補充是，吳倬把墨取名「天章」，也有可能在追懷秦漢盛世。因為那時的典籍文書，都是寫在竹簡木簡之上。對於身處滿清異族統治下的他，竹木簡就等同天章：「來自天朝的典章」。此外，他或許也想提醒用墨人，別忘了天朝（此時更引伸至明朝）。

圖三　天章墨。兩木冊錦緞束腰，正面墨名，兩側分寫「製成不敢用」、「貢入蓬萊宮」。長寬厚 10.2×3.5×1 公分，重 62 公克。

木簡相較於竹簡，那一種比較風行？前面提到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山東臨沂銀雀山、湖南長沙走馬樓等地出土的，大都是竹簡；然而多年來甘肅出土的數以萬計的居延漢簡，卻絕大多數是木簡。雖有分析說是因地處西北不產竹子，就地取材只能靠木柴之故。但在湖南龍山縣里耶古城出土的三萬多枚秦代木簡(中間僅少數竹簡)，又該如何解釋？看來它們之間應該沒有主從先後之分，在紙張發明前，兩者並存讓當時人就便採用。

使用竹簡木簡的不方便之處，是它的體積和重量。司馬遷在《史紀·秦始皇本紀》中寫到秦始皇的勤於政務，說天下事無論鉅細，都由他決定，每天批閱的竹木簡文書係以重量計，規定自己至少要看一百二十斤（約30.8公斤）。而根據專家推斷，這重量相當於八千三百多條竹簡編成的冊，以每條竹簡平均寫三十八字來計，他每天總共要批閱近三十二萬字，十分驚人！而八千多條竹簡編成的冊，堆起來絕對像座小丘，更是嚇人。

帛書造型墨

還好古人就地取材的對象不止天然竹木，人工的絲帛雖然貴，但它好寫好畫好攜帶的優點，可沒被放過。現存最早的帛書，一九四二年出土於長沙子彈庫的春秋戰國時代楚墓。它有九百多個楚國字，內容涉及天象、災變、四時禁忌等陰陽術數。版面的編排奇特：在帛書的中間寫兩組方向相反的文字，在四周畫十二個怪異圖像並附上簡短註解，四角則畫上不同顏色的樹，怪異迷人。可惜它後來被位美國人騙走，現藏華盛頓的賽克勒美術館（The  Arthur  Sackler  Gallery）。有興趣者可從網路上看到。

其他在長沙附近的古墓出土的，從戰國時代到漢朝的帛書還有多起，以馬王堆三號古墓的二十多種帛書（共十二萬餘字），帛圖（軍用地圖）、帛畫（導引圖）最引人注目。由於考證所得的墓葬年代為漢文帝初元十二年（西元前一六八年），因此這些帛書在出土時已埋藏地下二千一百多年！充分顯示出絲帛作為文字與圖畫的載具時的可靠。

這些帛書被發現時，大部分呈折疊狀，沒有裝裱護持。要再過上百年到東漢時，才出現卷軸裝的帛書。而這一出現竟綿延二千年，至今在紙質書畫長卷的裝幀上，仍然可見卷軸的演變。

圖四   天瑞墨。硃砂漆金，雙連柱型，中縛錦緞。面寫墨名及「曹素功製」，背寫「海闊杯還渡 雲遙錫更飛 高僧」。長寬厚 9×3.2×1 公分，重114公克。

卷軸裝的帛書長什麼樣子？曹素功製的天瑞墨（圖四）可供參考。它呈雙連柱型，中間綁上錦緞，高貴大方一如前面的木簡墨。它的雙連柱，應該來自兩捲帛書。因為墨的前後面中央，都有條凹槽，顯示出是兩捲帛書被綁在一起。這錠墨沒附製作年代，而曹素功的墨業漫長，從康熙開始綿延至今，到底是在那個年代造的？鑒於它跟前述吳天章的木簡墨非常相似，中間都綁上錦緞，因此猜它是康熙年代的產品應該合理。但仍需要更多旁證，以顯示當時確實流行這種時尚造型。

圖五    桐鄉勝侶墨。雙連柱型，中縛錦緞。正面右卷上寫墨名，左寫「時茂家珍」；背面錦緞中鏤花瓣。長寬厚 8.5×2.2×1.2公分，重 28公克。

所幸康熙年代另兩位製墨家的精緻產品，提供了有力旁證，一是汪時茂製的「桐鄉勝侶」墨（圖五），另一是吳尹友的「集唐」墨。除了顏色和刻字不同外，其餘如同一個模子所出。汪時茂和吳尹友是徽州休寧人，與吳天章、曹素功的背景相近，皆為由明朝入清的製墨家。把他們的這款墨擺在一起，顯然反映出當時製墨的時尚之一。

如果是一張帛書被從兩側同時向中央捲入，那它的背面會是平的，不會有凹槽。只是有沒有這樣捲的帛書？

愛看古裝劇的朋友早有答案。因為劇中出現的聖旨，就是這樣捲的。宦官宣讀時，左右兩手把著兩邊的軸，對稱美觀。而兩邊由外向內捲的好處，是在展開時，中間的部分最先出現。以聖旨而言，就是中間代表皇權的御璽大印。這比從單邊捲起的卷軸，要氣派多多。此外前面所提流落在美國的長沙楚墓帛書，它圖文並茂的內容，乃是以中間兩組方向相反的文字為主。因此若有裝裱，也會以聖旨的方式較能凸顯其特色。此外在周紹良《蓄墨小言》書中有錠徐立綱墨（乾隆辛丑年製），從所附拓片可見它的兩個書卷，就是如此捲成。據此可猜想古時候確實有如此裝幀的帛書。

可惜東漢時期累積的大量帛書，在董卓之亂後慘遭浩劫。大的帛書被拿去作帳幕華蓋，小的則改成裝東西口糧的袋子。以致對除了捲軸裝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方式來裝幀帛書，毫無概念，十分遺憾。

紙卷軸造型墨

比曹騰、州輔兩位稍早，有位名聲更大的宦官、發明造紙術的蔡倫。雖然考古出土最早的紙，可上溯到西漢初期，即約公元前二百年，但一直到公元一Ｏ五年經他之手，才形成嚴謹的造紙技術，提高紙的品質與造紙的效率。他的成就，在二OO七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譽為世界最偉大發明之一。

蔡倫當時官拜尚方令，是宦官的頭，夾雜在宮廷與外戚的權謀鬥爭中，絕對忙得很，怎有時間精力去想新的造紙術？猜想是因宦官負責奏章呈遞、旨令的繕寫、校對、宣告、歸檔等文書工作，每天得捧著動輒好幾斤的竹簡木簡送到這送到那，有時甚至還得趕製竹木簡，實在累人。對於從小宦官做起往上爬的蔡倫，絕對身受其苦。恐怕很早就在思考如何改良已有的紙，最終總算成就這項發明。

然而他的發明雖獲得朝野讚賞、被稱為「蔡侯紙」（因蔡倫曾封侯），卻一時撼動不了竹木簡帛書。原因之一當然是傳統的保守心態，上千年的慣用品，那能說丟就丟？再者古人認為竹木簡結實耐損，豈是一撕就破的紙張能比？但真正致命的，恐怕是蔡侯紙的運氣不佳。因蔡倫早年還沒發達時，曾奉命誣陷漢安帝的祖母致死，漢安帝親政後要翻舊賬，蔡倫不願受辱甘脆自我了結。可想而知在此情況下，他的發明連帶成為朝廷禁忌而被封殺。如此一來竹木簡僥倖又活了三百年，直到東晉的白癡皇帝晉安帝時（四Ｏ三年）才被權臣桓玄下令廢止，正式告別文書的舞台。
朝廷封殺蔡侯紙，在高層固然照辦，但要在民間落實可難。既然蔡侯紙不能推廣不能用，那就瞞天過海換個名字吧！果然蔡倫死後沒多少年，山東地方就出現有名的左伯紙，它用蔡倫的造紙法，只在原料方面稍加變通，換上些當地產的。左伯紙出名的程度，連三國時曹魏的大書法家，首位在製墨史上留名的大製墨家韋誕，都跟皇帝說：「 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一句話把紙的身價大幅提升，超越當時主流的竹木簡和絲帛，肯定其在文書承載上無與倫比的地位。

圖六　三泖漁莊墨。卷軸裝，中束絲繩。面寫「三泖漁莊松烟神品」，印「述」、「菴」，背寫「海陽吳勝友按易水法製」，長寬厚10.7×3.5×1 公分，重52公克。

紙本書最早的裝幀方式，不脫竹簡書的影子。它把寫（印）好的書頁，按順序黏成（或裱成）長幅，如同之前用繩索串起竹簡一般。然後用竹木作軸，從左向右捲起成為一束。最右端的紙卷外則貼上半圓形的木杆（稱為天杆），並繫上絲繩以供捆綁書卷。這就是流傳至今依然不廢的卷軸裝。愛好傳統的文人對此眷戀，乾隆年間與紀曉嵐和劉墉同朝為官的王昶（字述菴），就以此造型訂製了他的三泖漁莊墨（圖六）。墨色雖暗卻隱隱含光，是典型的松烟墨。而遍佈墨面頭髮般細的回紋線條，更披露出墨模雕刻的精湛手藝。王昶是上海青浦人，如今在當地朱家角古鎮、有他的故居所闢建的紀念館。樸實無華的內容，卻折射出他的清廉與淡泊。

同樣採用此書卷造型的，還有徽州婺源的詹公五（心一齋）墨肆造的「永言思子贈以束素」墨（圖七），兩者的天杆和捲軸如出一轍，只是後錠的墨面沒刻上纖細回紋，墨質也不如前者細膩。但兩者中間所綁的，都把前面幾錠墨所用的寬美錦緞，改成平淡無奇的絲繩。其中涵義，是流行時尚的改變？還是社會趨向節儉？甚至變窮？

圖七　永言思子贈以束素墨。書卷型，中束絲線。面書墨名，鈐圓印「公」、方印「心一齋」，背寫「徽婺心一齋按易水法製」，側「詹公五主人造」，長寬厚 8×2.2×0.9 公分，重32公克。

線裝書造型墨

卷軸式樣嚴格來講，比較適和書法國畫的展現，這也是為何至今仍然不變的原因。而用它當書籍，可就面臨不好捧讀，不易回顧，不便搜尋，不能折角等諸多缺點。於是從唐朝開始，陸續出現新的裝幀方式，如旋風裝、經折裝、梵夾裝（由印度傳入）、蝴蝶裝（最早的冊頁裝式）、包背裝、以及從明代中期開始沿用至今的線裝。許多古書在重印時，仍然喜歡採用這種裝幀，不僅看起來古色古香，容易發思古幽情，連帶也抬高身價，擺在書架上好亮眼，價錢訂高些也無妨。

清宣統二年（一九一Ｏ年），胡開文墨肆製作一錠「翰墨流光」墨（圖八），造型基本上是線裝書的樣子，有切口穿線為證，但又保留些卷軸裝的外型曲線（如圖七），雖有變化之趣，卻讓人納悶是不是真有如此造型的書。猜想它的設計本意，是想打破線裝書的呆板外型，但考慮訂製者的身分，卻有不重細節不夠踏實的感覺。

圖八　翰墨流光墨。線裝書型，正面寫墨名，右下「宣統二年春正月燈節後二日自強齋仿古法製」，背鏤牡丹山石，右上寫「香居第一」，側「徽州胡開文造」，長寬厚8×2.7×1公分，重？公克。

訂製墨的自強齋，在相隔一百多年後很難查知它的主人是誰。但在宣統二年時為書齋取這個名字，顯然有感於國事家事天下事，認為該自立圖強。他有這個心固然值得肯定、值得鼓勵，但若問下定決心後的該有作法，則從他這錠墨來看，絕對還沒想好。因為自強的要素之一，就是講求精確，摒除「差不多」的心態，然而這錠墨的造型卻反映不出他已有此認知。這是當時普遍的現象，不能苛責。只是由此可知改變心態，改變舊習之難，以及為何要花上多少代人的時間，一個舊社會才能調整踏上自強之路。

結論

甲骨、竹簡、木簡、絲帛，作為書寫的載具，都曾風光一時。然而當閉幕音樂響起，一個個也只能強忍眼淚離去。紙本書稱雄了兩千年，未來的展望如何？

從全世界紙的生產量來看，每年都在增長，因此似乎是一片光明。但這是靠越來越多的紙被用在生活的各個層面：用餐，包裝，清潔，廣宣，喜慶，玩具，運輸（紙棧板）等，使得真正的文書用紙反而節節敗退。再者，新進閱讀者的習慣快速偏向電子書，也是不爭事實。未來還會有所謂軟性電子紙的逐漸成熟與推廣，因此無（纖維）紙化的書香社會隱然在望。所以撇開眷戀不捨與懷舊的情感因素不談，紙本書的退居小型利基市場，將會是它無憾也無言的結局，正如同墨一樣。

而不再附著於紙上的知識，反而藉著電波飛越，隱身於光碟大量存放，寒暑不能侵，蟲鼠不能壞。屏幕上能隨時顯現，聲光動漫想要就不缺席，這是紙本書所希望卻永遠達不到的境界。情繫往日，面向寬闊的未來。紙本書仍會長留在記憶中，就默默的祝福它吧！

墨已不存，紙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