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台陽
文人墨的問世,為文人交誼增添有力幫手。原本平凡的墨,在送墨人的細心規劃下,一旦刻寫上受贈者的名號,頓時有希望登堂入室,成為他的文房新寵、身分炫耀、品味代言,乃至清談助興。倘若送墨人恭敬謙卑沒在墨上具名,則受贈者除了自用外,還可大方轉送他人。這麼好用的墨,誰不喜歡收到?
這些墨上往往還附上送墨人的手筆。比起傳統交誼的紙幅書畫,墨上的立體效果,可觀可賞可玩,絕對帶來更多的感官愉悅。當然,墨的尺寸小,無法如紙幅書畫般大幅渲染、揮灑出磅薄氣勢,有點美中不足。然而一款墨經由墨模,可以壓製出許多錠,還可以視需要再追加壓製送人。比起單幅只能送給單人的書畫,這些墨可作公關可廣結善緣,大幅增加交誼對象。紙幅書畫,怎能企及?
且慢,拿載有受贈者名號的墨來作公關廣結善緣?那原受贈者知道後怎麼想?而新的受贈者會欣然笑納?這絕對弄巧乘拙啊!
別緊張,講究禮節的古人沒那麼笨。這方面的顧慮,早琢磨出解決之道:墨上只具己名,此外無其它名號。就好像現代常見的各類贈品上,或是政府機關首長、或是選舉候選人、或公司負責人以頭銜加本名來「敬贈」,從來都沒受贈人之名,不就得了?
不過現代的敬贈,是不分對象,受贈者一律平等的官樣文章。敬贈品只管送出就了事。是否真有敬意、為何而敬、以及敬贈的人與物之間有無情感聯結等,可就別深究了。而古代文人,他們閒情逸志多,在訂製這類作公關結善緣的墨(簡稱公關結緣墨)時,該不會同樣敷衍了事吧!
古人多閒情逸志,讓他們在訂製公關結緣墨時,往往多方考量彼此間的關係。譬如具名時該用本名還是用字號?是否冠姓?而公關的對象多,一體通用敬贈顯然矯情,有沒有中性些的字眼?再者,既然是公關結緣墨,當然得有自己的設計題銘,好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的心意。只是自己心意為何?該如何恰如其份地表達?
由敦持贈
訂製公關結緣墨的風氣始於何時?不清楚。但絕對不晚於乾隆年。因為有錠「由敦持贈」的墨(圖一),其上寫的「吳舜華製」提供了線索。根據周紹良《清墨談叢 • 六O》中所述,吳舜華製墨約在乾隆十年(1745年)左右到四十二年前後,而乾隆的重臣、徽州休寧籍的汪由敦死於乾隆二十三年,恰在其間。因此這錠墨該是汪由敦向吳舜華訂製來「持贈」送人的,不折不扣的公關結緣墨。
圖一 由敦持贈墨。靈芝型,正面右側中下方寫「由敦持贈」,背面左側中下寫「吳舜華製」,長寬厚10×6.5×1.2公分,重46公克。
持贈兩字比敬贈輕鬆。此外,它還有個對文人胃口的出處。話說南北朝時有位陶弘景,隱居在江蘇句容的茅山達四十五年之久, 留下許多道教及天文曆算、地理方物、醫藥養生方面的著述。當時的梁武帝想召他為官,問說山上有什麼值得流連?他以詩《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回覆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悠然以白雲自況,終身沒出山。於是,持贈兩字搭上了白雲,意境隨之幽雅。
白雲不堪持贈,墨卻沒啥好顧慮的。只是汪由敦為什麼用靈芝造型的墨?為何具本名卻不冠姓?持贈給那些人?大約在什麼時候?
身為精明霸氣的乾隆的文字侍從,汪由敦行事謹慎小心。曾獲頒「六典持衡」匾額。由於六典指國家的典章制度,故這誇獎他恭謹無私地參與國政。弦外之音則他凡事仰體君心、遵照辦理。他的小心在製墨上也有印證。雍正朝他獻「太平一統萬年青」貢墨、為乾隆則製「三希堂」貢墨、另還有自用的「聽濤漱玉」墨,外型題銘都中規中矩。(詳周紹良《蓄墨小言 • 四十四》)所以這錠持贈墨捨常規而採奇特的靈芝造型,用字又異常精簡,一定別有用心。
此墨既製於乾隆十年到二十三年之間,細看汪由敦在這段期間的行止,可知他一直跟在乾隆左右,即使出巡也奉命隨行,是起草詔書文稿的第一把手。但乾隆在二十二年第二度南巡時,途中竟然放他假,讓這位吏部尚書衣錦榮歸徽州休寧老家,祭祖掃墓探親訪友。這可是他自康熙末年到北京以來,近四十年的頭一回。這年他六十六歲,青年離家老大回。身為天子文字重臣,訪老會友時該送什麼伴手禮,才能禮輕情重既不失身份又不事炫耀?
請製墨名家、休寧老鄉吳舜華造的靈芝墨於焉誕生。既然送給家鄉父老而非達官貴人,那就無須拘泥。靈芝造型有祥瑞長壽的含義,受贈者即使學問不多也一看就知,將充份感受汪由敦的心意。這樣連墨名都省了。而「由敦持贈」的寫法,以不冠姓的本名(非字號)表達敬意,不失其朝廷大臣之格。再加上墨上無官銜,以及持贈兩字的輕鬆意涵,受贈者完全沒壓力。汪由敦的謹慎細心可見一斑。能多年獲乾隆賞識,良有以也。
隔年正月在北京,汪由敦因病很快去世,從他死時乾隆馬上到他家致哀,大哭失聲、並揭開覆蓋的陀羅被審視良久一節,可知乾隆對他的倚重。這相對襯托出前一年給假讓他返鄉的未卜先知。從愛墨人的角度來看,乾隆此舉帶出由敦持贈,以及往後此起彼湧的公關結緣墨,還真值得幫他按個大大的讚!
曹振鏞持贈
乾隆對汪由敦之死雖然悲慟,但給的諡號卻有所保留,只給「文端」,而非最尊榮的「文正」。這種在大臣死後論功究責所給的稱號,現代人無感。但在封建時代,乃是文臣夢寐以求的榮耀。據說明代宰相級的大學士李東陽瀕死時,另位大學士楊一清發現他猶在懸念諡號,就表示會幫他爭取文正兩字。這讓垂死的李東陽,一聽竟然掙扎想向楊一清磕頭。可見文正兩字的魅力。汪由敦沒獲頒,不僅是他,恐怕也是徽州鄉親的遺憾!
好在徽州人夠力,這份榮耀在之後的道光朝,就頒給了歙縣籍的大學士曹振鏞。要知道,大清的二百六十八年裡,只有區區八位大臣(另如曾國藩)獲此殊榮。而徽州得其一,能不驕傲?如今來到黃山的觀光客,少有不被安排去歙縣雄村看與他相關的牌坊、書院、雄溪等。光靠他一人,就幫忙賺進不少觀光財。
汪、曹兩人分別是乾隆和道光的近臣,妙的是記載中都留下與皇上就茶葉蛋的對話。當時主管宮廷生活的內務府貪婪,每樣東西都層層剋扣,以致連茶葉蛋也報價高昂,害得即使貴如皇帝也不好多吃。某天上朝,曹振鏞被道光問及茶葉蛋的價錢,機敏的他警覺到說實話會得罪內務府,馬上回答自小患氣喘病,沒吃過雞蛋,不知道價錢。一句話就讓道光問不下去,解除自己的危機,高明。
而汪由敦在回覆乾隆問他上早朝前,在家吃啥時?沒多想,直接說因家貧只吃四個茶葉蛋。這可讓乾隆非常訝異,說十兩銀子的茶葉蛋吃四個,我都不好逞這口腹之慾,你怎麼還說家貧?汪由敦瞬間傻眼。急中生智,趕忙說所吃都是破的爛的,只要幾文錢。不像皇上的新鮮營養,又用特好的茶葉泡製,當然貴啊!
兩相對照,曹振鏞比汪由敦來得靈光圓滑。難怪能超越獲得文正的諡號。不過話說回來,曹振鏞畢竟佔了後生的便宜,說不定他早聽鄉人講過汪由敦這個故事。心中有譜,當然順利過關。這點從他很早就學汪由敦製作持贈墨來看,不無可能。
曹振鏞在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訂製了一款「品物咸亨」墨(圖二)。鑑於這時距汪由敦衣錦返鄉才十二年,有關他的事跡一定還被徽州人津津樂道。故此墨上題的「曹振鏞持贈」,不能排除是仿「由敦持贈」。只是由敦兩字沒冠姓,曹振鏞的卻以全名出現。不好好汪規曹隨,是叛逆心理?還是別有用心?
圖二 曹振鏞持贈墨。正面額珠下寫「品物咸亨 曹振鏞持贈」,背「乾隆己丑冬仿于魯松煙墨」,側凹槽內「徽城汪近聖造」,長寬厚11.8×2.9×1公分,重60公克。
其實這年曹振鏞才十四歲。但因家是大族,且父親於九年前考上進士,正任清高的翰林院侍讀,故他家在徽州的名氣正隆。老爸英雄兒好漢,曹振鏞可能這年考取秀才,科舉路上跨出第一步。隨後的拜會雅聚,詞章往來在所難免,公關結緣墨該是他小小年紀以文會友的潤滑劑。當然要以全名持贈,才算謙恭。
這錠墨樸實無華,長橢圓加粗框的造型不顯呆滯。加上墨質煙細膠清黝而能光,以及明顯寫出製墨大師汪近聖,帶出它是可玩可賞可用的好墨。墨面題的「品物咸亨」,語出《周易》坤卦。由於品物指各式各樣的萬物,故它全意為時值太平盛世,萬物都欣欣向榮。由此隱喻送墨人正風華初露、志在青雲,也鼓勵受贈的文友一起奔向錦繡前程。曹振鏞年紀輕輕就有他一套。
以他十四歲就訂製墨,到二十六歲考中進士,歷事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八十歲才辭世而言,一生製墨應該不少。可惜記錄下來的不多。尹潤生《墨苑鑒藏錄》內有錠「青鐙有味似兒時」墨,面鈐「儷笙氏」,另面雙龍拱「萬壽山錫宴十五老臣之一」。由於曹振鏞字儷笙,確曾參加道光三年(1823年)皇帝作壽時,在頤和園萬壽山玉瀾堂的賜宴。故可知是他所製。
鶴田持贈
嘉慶年間的公關結緣墨,有《蓄墨小言》中孫玉庭(字寄圃)與他兒子孫瑞珍(號符卿)分製的「寄圃持贈」、「符卿持贈」墨。父子兩人宦途顯達,老爸官至兩江總督;兒子也不遑多讓,官戶部尚書。孫家籍貫山東濟寧,不像汪由敦曹振鏞是徽州人,製墨方便。然而都投入製作公關結緣墨,顯然嘉慶朝時已然風行這類墨!
進入道光年,滿人也聞風起舞。《蓄墨小言》載,皇族鑲藍旗的果齊斯歡(號益亭)製了「益亭持贈」墨;鑲黃旗的麟慶(字見亭)則有「見亭持贈」。若把這兩錠墨擺在一起,益亭對見亭,可能會像詩仙李白在《獨坐敬亭山》詩中所說的:「兩看相不厭」。
有趣的是,道光年還有些公關結緣墨,都是鶴田具名。一不留心,就可能誤為同一人所製。先看錠「鶴田持贈」墨(圖三)。根據墨背的「道光十有二年中秋後一日自製於新安郡廨之老桂軒」,它顯然是位當年在徽州任官、名號鶴田者所製。此墨在《蓄墨小言》書中有提,說當時的徽州知府劉亨起(字鶴田),以此墨上的「秋高聽鹿鳴」,表達他「企盼府試諸生能考取進士之消息」。
鹿鳴兩字指鹿鳴宴,是古代在考舉人的鄉試放榜後,地方官祝賀高中者所設的宴席。以席中必唱《詩經 • 鹿鳴》篇而得名。它起源于唐代,延續到明清。至於鄉試,原則上每三年考一次,但若國有喜慶也會增考,是為恩科。鄉試雖為各省自辦,但統一於八月初九日起在省城開考,九月放榜。由於清初時安徽與江蘇統屬於江南省,故有清一朝,徽州的考生都是到江寧(南京)去應考。
圖三 鶴田持贈墨。面寫「秋高聽鹿鳴」,鏤鹿及山景;背「道光十有二年中秋後一日自製於新安郡廨之老桂軒」,鈐「鶴田」,兩側分寫「鶴田持贈」、「歙汪節菴造」,頂「五石漆煙」。長寬厚13.4x3x1.2 公分,重 64公克。
道光十二年(1832年)本來沒有鄉試,但因皇帝當年五十大壽,特別頒賜恩科,嘉惠考生多個出頭的機會。劉亨起身為徽州父母官,鼓勵文風是施政重點。因此在中秋節後一日自(訂)製此墨,好待新科舉人返鄉時,既設宴以秋高聽鹿鳴,又持贈汪節菴製佳墨。恂恂長者,令人溫馨。墨上署其號鶴田,不像汪由敦曹振鏞署的是本名,並非他托大,乃因新科舉人依禮是他的晚生後輩之故。
鶴田珍贈
劉亨起任徽州知府七年,因地利之便製了不少墨。《蓄墨小言》刊出四錠,其中之一扁長,兩面題「青藜閣墨寶」及「鶴田珍贈」,印「鶴田」;兩側則「道光丁酉二月」及「歙汪節菴監製」。由於丁酉年恰是他在徽州的第七年,因此墨上題的珍贈、有珍重再見之意,乃是供其卸任惜別用。青藜閣,應是其書齋名。
這使得圖四的「鶴田珍贈」墨出現眼前時,由於關鍵字都到齊了,直覺上它就是劉亨起惜別用的伴手禮。畢竟按理講,不可能另有字號也是鶴田的官,在同一年告老辭官回鄉,並且找徽州同個製墨名家,訂製了鶴田珍贈的墨來道別。這種機率太小了吧!
圖四 鶴田珍贈墨。長方柱形,底飾粗細流線及漩渦雲紋,正面「青黎閣墨寶」,背寫「道光丁酉二月歙汪節庵監製」,側題「鶴田珍贈」。長寬厚16.5×3.2×2.7公分,重204公克。
當然,心細的讀者在看到圖四的墨為長方柱形,且其上的「黎」、「庵」兩字,與所描述的劉亨起墨有異,又缺少鶴田之印時,不免心起懷疑。只是由於黎與藜、庵與菴,字近音同。鑑於古人常常借用同音字來賣弄,因此說它就是劉亨起墨,倒也說得過去。所以,大而化之就默認它罷!
沒料到喜歡製造驚奇的老天,這次居然來真的。因為確實有位鶴田二號的官,也恰恰好在道光十七年退休,從而製造岀大驚喜。這位鶴田二號乃是來自浙江青田的太鶴山邊(猜想因此自號鶴田),有青田一鶴之稱的端木國瑚。
端木國瑚自幼聰穎,七歲就開始學《易經》。二十三歲時,以文才獲得浙江學政阮元稱讚,送給他的詩中有句「招得青田白鶴來。」由此他得了「青田一鶴」的外號。如此才華,科舉之路大家看好。沒想到二十五歲考中舉人後,卻屢試屢敗,直到道光十三年的六十高齡,才榮登進士。隨後派任縣令,只是此時他已無心仕途,請辭後依然在京城當他原任的內閣中書七品芝麻官。四年後的道光十七年辭官打包回家,訂製了這款鶴田珍贈墨給朋友們留作紀念。混然不知差點與劉亨起的墨鬧了個双胞。
既然老年才考上進士,又沒當上像樣的官,想來應酬不多,有必要去訂製公關結緣墨來送人嗎?送給誰?
說這話可小看了端木國瑚。雖然他八股文弱,但自幼鑽研易經所累積下來的功力,卻使他在風水堪輿方面大有心得。連道光皇帝都找他堪定陵寢位置。這一來那些王公大臣達官貴人還不趨之若鶩,排隊請他看風水?無怪乎他得訂製這款珍贈的公關結緣墨,以供在大官請喝惜別酒時,奉上留念。只是墨上滿佈粗細雲紋,有心人不免想起宋代高僧釋懷深的詩《癡》中的「迷雲頭上黑如墨 白日茫茫幾個知。」他似乎有心藉此墨點醒富貴名利中人。
端木國瑚的書齋號「青黎閣」,與劉亨起的青藜閣相比,只黎字上少個草頭。不過青黎為青黑色,也泛指土色;與青藜的意思:以藜的老莖做的手杖,相去千里。飽學之士一看即知有別,不像現代人易生誤會。他二人同一年向汪節菴訂製刻寫鶴田珍贈的墨,推測劉氏在先。故當汪節菴接到端木的訂單時,知易生誤會,乃將自己名中的菴字,代之以以同音義的庵,試著幫兩錠墨多作區別。墨肆的細心,令人窩心。
洪鈞持贈
道光之後的咸豐短短十一年歲月,飽受太平天國與英法聯軍戰亂之苦。而徽州在太平軍多次進出的蹂躪下,許多墨肆都無以為繼。想來文人製公關墨將因此大打折扣。不過在尹潤生的《墨苑鑒藏錄》中,依然刊載「咸豐丁巳(七年)仲夏梓琴持贈」的墨,由汪近聖墨肆製作。顯然公關結緣墨已然深植紮根。可惜梓琴氏的來歷尚未查出,無法探討他的製墨動機。
到了同治年間因江南漸趨安定,製墨風氣再起。有錠「洪鈞持贈」墨(圖五),無論在造型、體積、乃至題銘,都大有可觀。墨上具名的洪鈞,乃是祖籍徽州的狀元。一般人談到他,腦中浮現的往往非他在元代歷史上的貢獻,而是其小妾賽金花。那這錠墨有沒有在他倆結緣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呢?另墨背面和側邊的題字,與前面諸墨相差很多,似有為墨肆代言之嫌。有無蹊蹺?
圖五 洪鈞持贈墨。覆瓦形,正面圈內篆書「黃山」,下「燒松煙摹漢瓦價無價 洪鈞持贈」,鈐長印「仿古」;背「同治六年之冬 徽州胡開文正記 仿方于魯無膠超等松煙加十萬杵 曹鏞臣監造」,兩側分寫「大卷墨」、「上川胡洪樁刊」。長寬厚18×5.4×1.6 公分,重 244 公克。
製墨的同治六年(1867年),是他中狀元的前一年,而賽金花還得等五年才出生,十幾年後才相遇。因此這墨與他們的結緣無關。但洪鈞的考中狀元,卻很可能是墨背與側邊諸多文字的催生劑。
周紹良在《清墨談叢》中說:「此墨製于 ⋯ 他舉狀元之前一年,顯然是墨店利用他的名氣特地補製以為應市之品。⋯ 標題『洪鈞持贈』,以使陳于几案上可為炫耀之資。」這是說,洪鈞在同治六年曾製作一款持贈墨,等他次年中狀元後,製墨的胡開文正記想到可利用他的名氣,於是補製出圖五標榜洪鈞持贈的墨,好讓人買來擺在桌上炫耀。至於洪鈞的原製是不是圖五的樣子,他沒提。
洪鈞的原製,想來供與人酬酢之用。其體形及正面題銘,當與圖五墨同,呈覆瓦形、以符合題銘內的「燒松煙摹漢瓦價無價 」。至於圖五墨背的一長串,倒不見得是原製所有。其中的「同治六年」及「胡開文正記」,很可能原來刻寫在墨的側邊。但墨肆主人曹鏞臣(周氏推論)在補製時,為了凸顯自家,才加油添醋成現狀。一側的「上川胡洪椿刊」,指墨模是徽州績溪上川(現稱上庄)的胡洪椿所刻;另側「大卷墨」,則暗示此乃洪鈞的狀元試卷用墨。蓋當時殿試的答題卷稱為大卷。如此一來,益顯此墨的不凡,買來放在桌上,面子裏子都有了!墨肆當然跟著沾光賺錢。
墨肆如此改製,以現代眼光看,無疑侵犯了洪鈞的著作權。但當時沒此觀念,且墨肆並非完全造假,以墨型和正面仍保留原樣不變,只在背面及側邊多添些文字,畢竟無傷大雅。想來洪鈞中狀元後新喜之餘,大人大量該不會跟升斗小民計較。
公關結緣何其多
以墨結緣,或許比以文會友來得妙。畢竟,文章的論點不一定人人贊同,但墨可是中性的,文人生活中缺不了它。如果上面的字不順眼,儘快磨墨去掉就是了!所以公關結緣墨不絕如縷。圖六列出三錠,左為清代書法家藏書家方鼎銳(字子穎)的製贈墨。他曾任軍機處章京(文書官),浙江溫處道(浙南的溫州處州)道員,在晚清小有名氣。此墨呈圭形,與背面所題的「圭璋特達」相呼應。但他捨通用的持贈兩字而用「製贈」,有無特別用意則不清楚。
中錠為自求齋主人郭恩嘉所持贈。他的號「知白齋」很特別,是位藏墨家。兩件事合起來,顯然私淑《老子》第二十八章内的「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從而揭露出他的處世之道:凡事必須明白是非對錯,但外表要裝得愚鈍不解,如大智若愚般大隱于市。他藏有多錠少見的明墨,也因而編輯了《知白齋墨譜》兩冊。可惜後代不珍惜,所藏在對日抗戰前就已散入他人之手。
至於右錠的「安園持贈」,遍尋仍不知主人是誰。墨的式樣和題字「一品富貴」,指出它很可能製於同治年。當時在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和太平天國戰亂後,天朝人心沒有以前那麼自信,許多墨上都出現富貴的字眼,幫自己也幫受贈者打氣。
圖六 左:同治戊辰方子穎製贈墨。背寫「圭璋特達」,兩側分寫「徽州胡開文監造」、「五石頂煙」,長寬厚 12.5×3.1×1.1 公分,重 64 公克。中:自求齋主人持贈之墨。背寫「知白 光緒戊子年監製」,鈐「壽」、「農」。側「徽州胡子卿造」。長寬厚 9.3×2.1×1.2 公分,重 32 公克。右:安園持贈墨。背寫「一品富貴」,下鏤牡丹太湖石。側「徽州休城胡開文製」,頂「五石頂烟」,長寬厚9×1.9×1公分,重23公克。
結語
文人墨的興起,讓文人與墨之間原本單純的持用關係,添加幾分心靈的結合。而公關結緣墨作為文人墨的一支,更讓文人得以將其胸懷分寄多人。這類墨的特徵很清楚,上有送墨人名,卻無受贈者。墨的形狀、題字、圖案、乃至送墨人的具名,都有講究,以求傳達出贈墨的用心。比起現代無時不見無處不在的「某某敬贈」,要誠意多了。而受贈者每次磨用時,送墨人都將浮現其腦海,縱無海內存知己之感,也少不了人間有溫情之思。公關結緣墨有其魅力!
汪由敦首創用持贈兩字,方鼎銳卻以製贈代之。不過他乃是追隨前賢。因為尹潤生和周紹良的書中都刊出,早在道光戊子(八)年就有錠「曹子鹿製贈墨」。曹氏的背景,書中沒說,現仍查不出。倒是查到一首宋代的詩,或許洩露出捨持贈而用製贈的線索。
南宋有位進士蕭立之, 參加過抗元戰爭。在南宋覆亡入元後,即歸隱不出。他存有詩句「世界人心黑如墨 君持此墨將安適」。或許曹子鹿方鼎銳看過,心有戚戚。覺得製贈兩字單純些,不必也不須引起太多連想。
